11月人民网、光明网最新时评来啦，写作文的神器，小伙伴们快抱走~

防范“指尖政务”中的“四风”变种

实干导向、实效要求、实绩指针，任何时候都需要坚持不懈。真正把“互联网+政务服务”利用好，离不开管理智慧的筑底，也呼唤正风肃纪的托举。

近日，个别地方有基层干部反映，手机上政务APP太多，有的甚至要求每天打卡“留痕”，耗费时间精力，影响工作生活，沦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毋庸置疑，“互联网+”用之于基层政务管理，“动动手指”就能快速发布指令、及时沟通信息、督促工作落实，确实起到了节约行政成本、提升工作效率的作用。但是，当前的“互联网+政务”，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存在许多不成熟、不规范之处。各领域各层级政务APP让人眼花缭乱，基层干部疲于应付；政务办公群成“秀场”，有干部抱怨“干得好不如晒得好”；“微信下指令、微信抓落实”，工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工作群“拍马屁”“发红包”，微腐败渐露苗头……种种问题足以说明，真正把“互联网+政务”利用好，离不开管理智慧的筑底，也呼唤正风肃纪的托举。

建而不管、用而不精，是基层电子政务建设普遍存在的问题。各级各部门在政务APP建设上各自为政、各搞一套，既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也徒令基层干部和办事群众难以适应、无从选择。“互联网+政务”的精髓在于整合大数据、打破信息孤岛，如果只是把现实中的部门壁垒、信息孤岛搬到网络和“云端”，“互联网+政务”还有多少实际价值？网络空间是服务群众的新地带，也是管党治党的新领域，决不能满足于“有了就好”“建了就完”，决不能失之于无法可依、无规可循。用制度厘清可为与不可为、守责与失责、激励与惩罚，方能让“互联网+政务”运行在法治轨道上。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基层电子政务建设需要警示的问题。方针政策在“键对键”中落虚落空，“微指令”“微通知”导致脱离群众，通过网络“留痕”为政绩注水……从品类繁多的各种微信工作群，到点卯签到的各种“留痕”，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本质没有变，再次验证了“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过去破除形式主义靠严格正风肃纪、精简“文山会海”、整治“通知落实”，如今破除“指尖”上的各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样需要用好这些抓手。“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只要“四风”问题出现新变种，不论何种形态、何种载体，都应当正风不止、执纪不休。

抓落实不能靠“远程指挥”，干工作不能“一微了事”，实干导向、实效要求、实绩指针，任何时候都需要坚持不懈。应当明确，鼓励“键对键”，也要重视“面对面”。从层级工作部署、落实和考核，到倾听群众诉求、方便群众办事，不仅要有主动“触网入云”的创新自觉，更要坚守为民务实清廉的政德要求；不仅要善于通过信息技术办公，也要善于通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办事。这也意味着，让“互联网+政务”实现效用最大化，关键就在于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弘扬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

“触屏时代”，“互联网+”对生活的融入和塑造是谁也无法阻止的。政务服务网络化、行政办公信息化，同样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许多政务APP、政务微博、政务公众号，已成为方便群众办事的“好帮手”，成为打造智慧城市、提升政务服务水平的“好依托”。在网民规模超过8亿的大背景下，我们逐步建构起“互联网+政务”的骨架，涵养出契合移动互联的优良作风、法治文明和管理水平，一定可以“网聚”人民群众获得感，“网聚”党心民意正能量。

观察中国经济的一扇新窗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前进一步，就会有新的指数出现。将所有指数拼凑起一条上升的时间线，就是我国一部转型升级的“时间简史”。

日前，国家统计局对外发布，2015年—2017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分别为123.5、156.7、210.1，分别比上年增长23.5%、26.9%和34.1%。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逐年攀升，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正加速发展壮大。

新动能是什么？普通人也并不陌生。它是奔驰于街巷的新能源汽车，劲舞于戈壁的风力叶片；是手机轻点就及时送达的高铁外卖、电商超市里现买现做的海鲜大餐；是远在千里的智慧工厂，也是近在身边的共享经济；它是“云”端的服务、“网”上的便捷，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迸发的汩汩智慧，更是观察当代中国经济的一扇新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分析中国经济形势，视角尤为重要。特别是当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增长速度、经济结构、发展动力等均发生了深刻变化，把脉中国经济，自然需要调整观察视角，形成一套既能反映全局，也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新动能指数恐怕就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指标。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告别短缺是中国经济的主旋律，工业产量是观察中国经济的重要窗口。以钢产量为例，1989年，6000万吨钢产量令多少中国人夜不能寐；1996年，“亿吨钢铁壮国威”更成为媒体热词。然而，2015年，当我们拥有12亿吨钢铁产能的时候，却陷入了“钢铁沦为‘白菜价’”的窘境，钢铁去产能还成了“国家任务”。那么这一年，中国经济撞上“冰山”了吗？这一年，中国经济不仅一如既往稳中向好，对外货物贸易总额还稳居世界首位，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跑赢人均GDP增速1.1个百分点！可见，告别短缺之后，再以传统工业品产量去衡量中国经济的冷热，是不合时宜的。

不仅是传统工业品产量，不少传统指标都难以全面反映当今中国的经济活力，亟须新动能指数来“拾遗补缺”。铁路货运量与工业用电量，曾被视为中国经济“晴雨表”。过去几年，当这两个指标迅速下行时，也有人高呼“中国经济即将硬着陆”。然而，他们忽略了，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然超过第二产业，一些微观指标与经济形势的正相关性在减弱，以反映重化工业时代全貌的典型指标来审视当下中国经济，岂非一叶障目？

中国旧动力高速扩张期已经过去，新动能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向好不可忽视的力量。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三新”经济增加值近13万亿元，相当于GDP的比重为15.7%；按现价计算的增速为14.1%，比同期GDP现价增速高2.9个百分点。新动能无疑是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不仅如此，当我们打开新动能指标这扇新窗，就会发现一个别开生面的活力中国。这里是日均注册近5.3万户市场主体、一年诞生800家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创业热土；这里也是一天运输1亿件快递、一年产生29.2万亿元电子商务平台交易额的网络大国；这里更是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突破万亿元大关，研发投入强度超过欧盟15个初创国家平均水平的创新中国。新动能源源不断地涌流，将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前进一步，就会有新的指数出现。将所有指数拼凑起一条上升的时间线，就是我国一部转型升级的“时间简史”。这里有追赶者的不屈，也有领军者的勇毅，每一个指标都透露着奋斗者的精彩，也预示着中国经济无可限量的未来。

国家组织药品“团购”，好！

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方案》。随后，11个试点地区委派代表组成的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了《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文件》。该文件公布了采购品种和数量，前所未有地确定了大约60%—70%的用量，成为国家组织集中采购试点的一个突出亮点。

此前，药品招标采购往往只是跟药品企业确定一个中标价，并不能保证药品在中标地医院的采购数量，从而影响了集中采购的实效。可以看到，相对于以往的采购形式，国家组织的集中采购试点范围更大，约定了市场用量。不仅如此，此次采购竞标品种全部是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优质药品，更加贴近了集中带量采购的本意。因此，社会各界对此次集中采购试点有了更多期待。

药品集中采购，类似于日常生活中的“团购”。从一开始的地市集中采购，到省级集中采购，再到跨省联合采购，不变的是“团购”原则。国家组织的集中采购试点可说是更大范围的“团购”，其采购药品的数量更多，用药的人群更广，采购的金额更大。相对来说，可以拥有更大的市场话语权，“优选”出价格更低、更优质的药品。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突破此前只招不采、中标不带量的做法，封堵“二次议价”、价格越招越高、只招价格不招质量等种种漏洞。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使用带量采购的“撒手锏”，同时提高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入围门槛。

带量采购并非新事物。然而，由于采购机制不顺，集中采购方、医疗机构使用方、医保出资方常常各执一端，带量采购常常难以落实。现实中，药价扭曲的形成机制、医疗机构以药补医机制、带金销售的药品流通模式，把药价推向虚高。在采购机制没有理顺的情况下，原有的定价模式难以被打破。在这种背景下，带量采购实际上被架空，药价自然“越招越高”。此次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目的就在于让医疗机构回归药品购买方、使用者的本位，驱动医疗机构主动压药价、讲质量、拼服务，真正做到带量采购、量价挂钩。

对于药企来说，约定中标用量也意味着稳定的市场预期；以此为基础，可以给出更加真实的药品价格，挤出虚高水分。那些没有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非专利药品，会在竞标中被淘汰，有利于激励制药行业创新、健康发展，优化药品流通秩序。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配套推进“三医”联动改革，尤其是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以科学的补偿机制尽快取代以药补医机制，建立完善医务人员的薪酬制度，才能守护带量采购成果，巩固合理药价形成机制。最终，随着医生主动合理检查用药、科学诊断治疗，避免过度治疗、大处方等现象，相信百姓看病用药的负担会进一步减轻。

此次国家组织的集中采购试点吸收了各地实践经验，完善了采购机制，以战略性购买方式站到了药品定价的前端。确保试点取得预期成果，关键在于抓好落实。惟其如此，我们才能花好医保的每一分钱，切实降低百姓负担，以更优质的医药服务更好保障人民的健康。

“星级服务”当有“星级品质”

涵养诚恳的态度，拿出有力的举措，让消费者更安心、更舒心，才能最终收获信任、赢得市场。

最近，有网友发布视频，曝光了多家高档酒店使用脏抹布、脏浴巾或脏海绵擦拭杯子、洗手台、镜面等问题，引发集中批评。事件发生后，相关省市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对涉事酒店进行了排查。文化和旅游部也要求，各级主管部门要举一反三，高度重视旅游服务质量监管工作，引导企业诚信经营、规范经营。

正如中消协负责人所说，“杯子都洗不净，有何资格挂‘星级’？”酒店卫生状况事关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反映着服务品质。五星级酒店不菲的价格背后，竟然暗藏不为人所知的“卫生暗角”，令人难以接受。对于相关视频，有网友感慨：看第一个镜头，“惊呼”；看第二个镜头，“叹息”；看第三个镜头，“已然无语”。面对舆情，涉事酒店需要端正解决问题的态度、拿出消除隐患的决心、落实改进完善的举措，相关部门也应完善制度、强化监管、及时惩处，让违规者付出代价。

“杯子的秘密”，揭开了酒店行业“隐秘清洁”的一角，也促使人们聚焦并反思服务质量问题。酒店卫生频频出现隐患，原因何在？相关操作规范有据可循，为何流于形式？酒店星级意味着品质保障，如何强化评审和监管？面对种种问题，首先要有清晰的归因，不能将责任简单地推给个别工作人员，正如人们所呼吁的，真正需要负起主体责任的是酒店，否则换多少保洁人员也一样。

客途常思归家。从某种意义上说，酒店就是外出者的家。然而，一些失范操作、失责管理，让本应有的“宾至如归”打了折扣。事实上，如果对工作规范、操作流程缺少敬畏之心，再严细的规定都可能“徒有其表”；如果让规章制度停留于“制定与张贴”，而执行缺乏力度、管理缺乏精度，品质就难以保障；如果对“星级”仅仅一评了之，不动态跟踪、实时监管，违规者便会有恃无恐。正因此，从客房服务到酒店经营管理，从政府监管到媒体监督，每个环节都影响着消费者的信任，也都应担负起相应的责任。

服务业应以高质量为价值导向，不断提升品质标准。近年来，从酒店的“毛巾门”“床单门”，到餐饮后厨的“脏乱差”，再到物流行业的“暴力分拣”“失窃门”……一次次“信任危机”，警示我们必须来一场质量变革、品牌再造。只有真正把消费者利益摆在首位，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只有真正直面现实问题，才能在汲取教训中不断完善工作。企业加强自律、提升服务品质，行业良性竞争、顺应消费升级趋势，监管更加严格、让违规者付出代价，服务业就能在高质量发展中为美好生活添彩。

改革开放40年来，酒店行业的快速发展，映照着消费的巨变、时代的变迁。曾经，广州的白天鹅宾馆，成为首家合资的五星级酒店，融入了时代记忆；前不久，被誉为“世界建筑奇迹”的上海深坑酒店刚刚开业，便吸引着世界的目光。随着物质日渐丰盈，人们对“质”的提升、对“好”的要求、对“美”的希冀，更加强烈。涵养诚恳的态度，拿出有力的举措，让消费者更安心、更舒心，才能最终收获信任、赢得市场。

期待“普惠性幼儿园”

办好学前教育，关系亿万儿童健康成长。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意见着眼于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切实办好新时代学前教育，聚焦“入园难”“入园贵”等现实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应当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2017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5.5万所，比2010年增长69.5%；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为79.6%，比2010年提高23%。但由于底子薄、欠账多，目前学前教育仍是整个教育体系的短板，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十分突出。孩子总量多，幼儿园数量少，必然导致“入园难”；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低，民办幼儿园占比偏高，必然导致“入园贵”；幼儿教师特别是优秀教师严重不足，“入好园”的期待自然难以满足，时有发生的幼儿安全问题更是一次次敲响警钟。学前教育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亟待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细览此次公布的意见，全文共九大部分、35条、8700多字，既从战略层面把学前教育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顶层设计，规划了改革的路线图，也从战术层面明确了改革的时间表和责任书。聚焦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既注重“硬件”建设，强化学前教育的规划和投入，也注重“软件”建设，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落实监管责任；既注重治标，破解当前制约学前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也强调治本，补齐制度短板，推进学前教育立法；既鼓励引导规范社会力量办园，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也遏制过度逐利行为，分类治理无证办园……这些，紧扣老百姓的关切，为从根本上破解“入园难”“入园贵”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入园难”“入园贵”，凸显了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紧缺。破解难题，关键在“开源”。既要向外拓展，老城（棚户区）改造、新城开发和居住区建设、易地扶贫搬迁应将配套建设幼儿园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划，确保配套幼儿园与首期建设的居民住宅区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也须向内挖潜，可以充分利用腾退搬迁的空置厂房、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农村中小学闲置校舍等资源，鼓励支持街道、村集体、有实力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办好公办园，在为本单位职工子女入园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普惠性服务。

“普惠性幼儿园”，最为群众所期待。相关意见明确，我国将着力构建以普惠性资源为主体的办园体系，坚决扭转高收费民办园占比偏高的局面。作为公办园，应充分发挥保基本、兜底线、引领方向、平抑收费的主渠道作用；作为民办园，则应回归教育的本质，遏制过度逐利行为。学前教育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前教育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环。避免“一刀切”，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和不同情况，把解决当前问题的治标之举和解决长远问题的治本之策结合起来，紧抓重点、因地制宜，我们才能为老百姓办好这件民生实事，把意见逐条落到实处。

推动学前教育改革，最终要落实到儿童安全保障和健康发展上。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意志抓实工作，攻坚克难、久久为功，一定能让家长们更安心更放心、让孩子们更快乐更健康。

坚守文明养犬的刚性规则

管好一只宠物狗，绝不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私事，而体现着治理体系的“密度”，反映着治理能力的“精度”。

浙江杭州整治不文明养犬，不在规定时间段内遛狗，或纵容宠物狗随地排泄不及时清理的，将面临罚款；江苏连云港警方发布城区养犬规范，出门要拴狗链，长度不超过2米；多地出台《文明养犬倡议书》，呼吁文明规范养犬……近日，各地对不文明养犬行为进行整治，回应群众对涵养社会文明、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期待。

不文明养犬给群众带来的困扰，由来已久。小区散步，一不留神踩上宠物狗的粪便；犬吠声大，邻居不堪其扰；不拴狗绳，惊吓到儿童，等等。诸如此类因不文明养犬引发的不快，很多人都遭遇过。偶尔，小麻烦还会升级为激烈的冲突。不久前，一位年轻妈妈因驱赶未拴绳的犬只，被狗主人殴伤，更是让不少人感到愤怒。养犬中出现的一些不文明现象，和规则意识不足、管理缺位有关。做到文明养犬，需要在这些方面下功夫。

有权利意识，也要有规则意识，这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共识。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今天，养犬诚然属于个人选择，但只要宠物狗走出家门，进入公共区域，养犬人就必须承担起相应的义务。管好自家的犬只，不要给他人带来不便，这是最起码的文明素养。事实上，不少养犬人都已具备这一文明素质。在一些小区，养犬人拉起微信群，顺便“曝光”小区内不文明养狗行为，共同抵制不文明现象。类似的文明风尚，对那些不讲文明的养犬人既是鞭策也是引导：捍卫社会文明、增强规则意识，人人有责。

实现文明养犬，一方面需要唤起内心的文明意识，另一方面也需要外部的“挤压效应”。为什么犬只把粪便排泄在家里，一些养犬人会第一时间打扫，在公共区域却视而不见？原因就在于，一些人认为在公共区域不清理也没人管，自己图方便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针对这样的心态，设置文明养犬的刚性规则并坚决执行下去，提高不文明行为的代价和成本，非常必要。文明也是管出来的，目前，不少城市根据宠物狗数量快速增加的现状，都在研究出台新的更加严格的管理规范。长期来看，有必要通过硬性的规则给养犬人打好“预防针”，对不文明行为形成心理震慑。

宠物狗数量大、分布广，不可能保证每一次不文明行为都有执法者在场。这也是养犬规则在执行中被认为偏“软”的原因。较高的执法成本提醒我们，在文明养犬的问题上，制定规则、严格执法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把单纯的执法问题转变为管理问题。一手“堵”，一手“疏”，协同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比如在遛狗密集的场所，每隔一段路设置宠物排便区或粪便收集袋，提供必要的方便，同时也能形成一种督促。文明习惯的养成，需要规则的约束，也需要管理之手的助推。降低文明行为的成本，给守规则提供一些鼓励和方便，不失为一条实现社会善治的路径。

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饲养宠物的家庭占比约为17%。有研究表明，这一比例会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而进一步提高。这也意味着，构建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文明意识，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管好一只宠物狗，绝不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私事，而体现着治理体系的“密度”，反映着治理能力的“精度”。从细节入手，精准发力，我们就能唤起文明的共识，让每个社区和家庭都能和谐相处。

自贸区，培育更多制度新苗

自贸区建设，如今已走过整整5年。从5年前在上海正式成立国内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到今年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改革开放的区域广度和内容深度全面升级，不断向“深水区”迈进。不久前，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不断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水平，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

5年来，自贸区在改革开放的深水区积极探索创新，形成了一系列可感可知的成果。曾经，来自政府部门的“审批”让一些投资者感到“紧张”。很多项目都要经过多个部门长达数月的漫长审批，而结果往往不可预料。如今，在上海自贸区，“口红的故事”广为人知。过去，进口一支口红光审批就得花上5个月，如今受益于非特殊用途化妆品进口“审批改备案”，5个工作日便可上市。争分夺秒的时尚潮流，不再因为等待担心成为明日黄花。借改革之力，自贸区建设为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亮色。

自贸区的故事，核心是制度创新。向内看，通过坚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制度创新的红利已清晰显现。负面清单的长度在不断缩短，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在多地推开，市场主体数量更是大幅增加。可以说，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外资管理制度创新，以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创新，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开放为内容的金融制度创新，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创新，构成了自贸区制度探索的矩阵。一边投石问路，一边总结推广，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带动了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推动了市场与政府关系进一步理顺，激发出新的改革发展活力。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向外看，自贸区是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窗口。《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提出，“把海南打造成为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宣示了中国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决心和信心。12个自贸区，已经成为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抓手。在经济全球化受阻的今天，这不仅是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的有力举措，更是对贸易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最有力的回击。

面向未来，自贸区依然承担着为改革发展投石问路的试点意义。前不久，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就在这55公里桥隧所串联起的中国南部地块上，既有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也有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港，琳琅满目的制度方案，集中展现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先行先试”的智慧。40年来，多样化的试点方案，不断探索出改革的实现路径和实现形式，为改革提供了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自贸区建设，同样会“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1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有的侧重沿海对接港澳，有的侧重内地向西开放，各具特色意味着各有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贸区是国家层面的试验田，不是地方的自留地。各地在发展过程中，仍需不断攀登制度创新的高地，而非在优惠政策的洼地中打转；仍需更多“首创性”的探索，不是简单复制他人成果。一言以蔽之，自贸区建设要取得实效，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尽可能把问题穷尽、把办法想足，真正起到压力测试作用。对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及时总结提炼、完善规范，在面上推广，从而积小胜为大胜，将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前进。

让每个孩子都有成才的机会

帮助孩子成长不仅靠意识和态度，更应讲求科学方法，彰显教育的智慧。

少年儿童代表着希望和未来；关爱孩子成长，体现着社会的温度。现实中，很多事情都强调“从娃娃抓起”，着眼的是为孩子们拓展教育资源、创造更好环境，让孩子们从小就养成良好习惯。但也有一些地方机械理解了“从娃娃抓起”的良苦用心，丁点儿的事都讲“进校园”,凡事都要求“大手拉小手”，将此当作重视某项工作的标配，这就有点过犹不及了。

学校是孩子成长的园地。近年来，从传统文化进校园，到救护知识进校园，再到禁毒进校园，不少活动主动走进学校，既反映出对孩子们的关心呵护，也丰富了校园文化、拓展了学生视野。一些走进校园的活动策划精心、实施细心，能对学生起到实实在在的帮助作用。比如，针对交通安全教育，有的学校与当地交管部门合作，把大卡车开进了校园，请交警将卡车四周划分出不同区域，让孩子们在驾驶位观察后视镜。如此，驾驶盲区便一目了然。这种注重实物展示和亲身体验的做法，远胜于从书本到作业本的传统教学。

应当看到，也存在一些“进校园”项目，只重形式不看效果。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有100多项相关工作进校园。在有些地方，各类部门甚至采取下任务、定指标、搞检查等形式推动工作“进校园”。类似活动如果过多过滥、不加分别、缺乏统筹，反而容易给学生增添负担。长此以往，不仅让老师和学生疲于应对，也违背了关爱孩子的初衷。类似活动一旦陷入形式主义的窠臼，也影响了一个地方或部门的工作作风。正因此，我们应当警惕相关工作中存在着的“四风”新表现，有针对性地防范并加以破解。

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尊重教育规律，一切从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从娃娃抓起”就能很好促进孩子们成长成才。帮助孩子成长不仅靠意识和态度，更应讲求科学方法，彰显教育的智慧。关注孩子们真正的兴趣和天赋，同时注重循序渐进，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兴趣、爱好、需求以及接受程度因材施教，这样才能让每个孩子都获得成长成才的机会。

办好教育事业，是家庭、学校、政府、社会的共同责任。其实，只要开展合理、针对性强，进校园活动大有裨益。类似将大货车“搬上”课堂的活动，就有很强的针对性。人的成长成才需要经历必要的过程、遵循一定的规律，离不开时间和耐心的考验，对正处于成长期的孩子们来说，并不是任何事情简单一“抓”就都灵。不务虚功、注重实效，真诚与孩子沟通，悉心呵护孩子成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切实担负起青少年成长成才的责任。

让青年持续拥有获得感

当代青年没有获得感、缺乏目标？面对社会上的一些片面观感，数据给出了更加客观的结论。日前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8）》显示，在所有年龄段中，21—30岁的年轻人在“当前获得体验”一项得分最高，在“未来获得预期”一项同样位居前列。报告澄清了社会对青年的一些误读，也显示出中国青年不甘平庸、锐意进取的积极心态。

根据蓝皮书定义，获得感主要指民众在社会中通过努力，从而获得提升、肯定和奖赏之后的认知体验。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获得感早已不仅仅是吃饱穿暖，而是涉及教育、就业、医疗、法治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指数”。青年在这一项上的高分，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给予青年的成长空间更加广阔。当外卖小哥雷海为在《中国诗词大会》夺魁；当一批批“90后”青年走上工作岗位，报效祖国；当归国创业的留学生日益增多，“回祖国去”成为潮流……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拥有更优良的条件，让青年有“立志做大事”的激情和期待。

除了客观数据传递出的青年状态，中国青年的价值观也非常正向积极。《社会心态蓝皮书》根据大量问卷调查得出，“90后”青年个人普遍持有正向、积极的社会价值观，重视集体主义、人文关怀和权利平等。另一项针对青年大学生的调查显示，76.4%的受访大学生将大学看作人生奋斗的新起点，80.3%的大一新生对此表示认同。大学生们的雄心壮志，反映出当前青年一代昂扬的理想信念和精神状态。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的高获得感和正向价值观，必然会给整个社会发展增添强大动力。

同时也要看到，青年获得感数值稳步提升背后，也潜藏着一定程度的压力。这其中，有一些是工作的压力，比如初涉职场，工作技能生疏，岗位竞争激烈；有一些是生活中的困扰，比如刚入社会，收入不高，生活开销负担较重；还有一些是未来的不确定因素造成的困惑，比如没有清晰的职业前景和规划，等等。一些年轻人在面对压力时心理“内存”不够，导致了心理问题的恶性循环，被专家称为“压力自我复制”。化解“青春烦恼”，需要有意识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端正“三观”，经风雨见世面，创造出人生更多的可能。

没有谁的青春是容易的，春天有鲜花也有泥泞。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新时代的青年群体，需要更加奋发向上，勇做生活的强者。长征七号火箭的科研团队平均年龄不足35岁，担纲研发C919的中国商飞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70%以上；还有“90后”副院长刘明侦，“90后”女博导杨树，新时代的青年正以奋斗者的姿态，靠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对全社会来说，要对青年群体多一分理解、包容与帮助。多解决青年群体的现实难题，向他们敞开机遇之门，帮他们涵养信心与耐心、纾解压力，让更多青春身影轻装前进、踏实奋斗。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青年的成长推动着社会进步，青年的诉求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部分。让青年持续拥有获得感，给青年更好奋斗舞台，用青春作桨，驶向梦想彼岸。

让资本下乡结出乡村振兴硕果

新形势下把握好社会资本下乡的发展前景，在于处理好资本与农业、农民、农村三个方面的关系。

整村、整乡流转上万亩土地，投资额动辄上亿元，业态涵盖种养、食品加工、农业综合体……近年来，社会资本下乡犹如春风拂过，带来了新的技术、新的经营模式和新的管理理念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中国乡村产业的形态和质量，激发了发展活力，让肥沃的农村土地绽放出发展新芽。

对于这支推动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重要力量，人们寄予厚望。长期以来，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等核心资源要素，单向由农村流入城市，造成农村“贫血”“失血”，发展滞后。要实现乡村振兴，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农业产业的规模和效益，存在着巨大的资金需求，单纯依靠财政投入无法解决问题，迫切需要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正因此，去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发出了“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农村振兴”的强音，各地政府也鼓励社会各界人士投身乡村建设，并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优化工商服务，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然而，“每个硬币都有两面”，社会资本下乡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一些浮躁冒进的弊端也逐渐显现。有的社会资本下乡“心术不正”，在农村“挂羊头卖狗肉”，以“乡村旅游开发”为噱头大肆侵占良田；有的“心不在焉”，大张旗鼓申报了项目，却无心经营，挖空心思钻营如何申领国家各种涉农补助和项目扶持资金；有的“心余力绌”，有实力争地，却没本事“种田”。某地一家企业以高于当地平均地价四成的高价，一口气流转7000多亩耕地用于种萝卜。地租过高，又不善稼穑，最后资本一方赔钱，农民、农业受伤。凡此种种，不仅会导致土地非粮化、非农化，还会侵害农民的正当合法权益，引发社会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知标本者，万举万当”。新形势下把握好社会资本下乡的发展前景，应该处理好资本与农业、农民、农村三个方面的关系。

对于社会资本而言，无论以何种形式下乡，都必须尊重农业发展规律，认识到农业项目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等客观规律，防止因急功近利出现“半拉子”工程甚至掠夺性经营；都应该认识到农民才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主体，充分考虑到农民意愿和利益，让他们参与其中，从中获益。相比过去农民讲“落袋为安”“一锤子买卖”，现在农民观念起变化、眼光变长远，企业和农户还是要进行长期的股份合作，在合作共赢中不断把“蛋糕”做大。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要筑牢政策的“防火墙”，不能富了老板、亏了老乡，既防止资本下乡跑马圈地，又防止“毁约弃耕”等伤农、挤农现象；鼓励资本下乡要结合农村发展实际，不能一味贪大求快、大包大揽，而是要把农业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推动传统农业加速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麦垄风来，改革活水源源奔涌；稻花香里，乡村振兴活力四射。只有扎根土地、服务“三农”，沿着农村改革铺平的道路，抓住乡村振兴的机遇风口，社会资本才能与农业农村实现互利共赢，在广袤乡村发挥更大的作用，结出发展硕果。

地方机构改革应坚持上下贯通

中央的“上篇”纲举目张，地方的“下篇”执本末从，只有上下贯通，才能把整篇文章书写好。

近期，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29个省份的机构改革方案已获中央批复同意。海南、福建、辽宁、山东、广东、云南、吉林等省多个新组建省级机构陆续挂牌，正式对外履行新的职责。作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关键环节，地方机构改革开启了此轮改革的“下半场”。鼓点阵阵，激发起党员干部奋进新时代的干劲。

纵览各地机构改革方案，既与中央保持总体步调一致，又有因地制宜的“自选动作”。在机构设置上，凡涉及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的机构职能，地方方案与中央基本对应。除了“规定动作”，不少省份还设置了各具特色的新机构。比如，四川设立扶贫开发局，加强脱贫攻坚的工作力度；海南组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整合旅游、文化、体育职能，服务全域旅游发展；山东省委设立海洋发展委员会，省政府组建海洋局，着力做好“海洋”文章；浙江挂牌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加快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中央与地方机构改革的坚实步伐，让人们再一次看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心。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地方机构改革工作进入“施工”阶段，领导干部选择什么样的政治站位，对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具有关键影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贯穿这次改革全过程的政治主题；把人民获得感作为“试金石”，把人民的支持作为“发动机”，是推动本轮机构改革取得预期成效的原动力。因而，在推动机构改革中，是考量党和人民全局利益的“大账”，还是纠结部门与个人得失的“小账”，是坚定改革立场迎难而上，还是推诿塞责绕着困难走，莫不是检验党性原则强不强的具体体现，也是考验“四个意识”牢不牢的重要标尺。

改革越深入，越需要协同机制建设。这场被国际媒体称为“2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其显著特征不是小修小补而是大刀阔斧，不是细枝末节而是建梁架柱，不是简单的“加减法”而是整体的系统优化、协同、高效。“优化就是要科学合理、权责一致，协同就是要有统有分、有主有次，高效就是要履职到位、流程通畅。”按照这个要求，各地领导干部需要着眼于层级上的上下贯通，实施中的左右呼应，绝不是搞好限额内的机构拆并、干部调整、编制刚性控制就完事了。只有抓好改革方案、落实、效果的协同，真正实现职能转变和优化，才能推动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根本转变。

毋庸讳言，机构改革涉及人的“进退去留转”，最是讲究推进改革的力度和温度，也最考验啃硬骨头的魄力和勇气。我们既需严把进口，打开出口，加强改革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把人的思想工作做细、做实、做到心坎里；又要强化改革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改革中的违纪行为。越是改革关键节点，越要强化监督检查，防止出现顶风违纪现象，督促各部门迅速进入新角色，开好局、履好职，才能保障改革成效令人民满意。

“知难而进，志在必成”。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高举改革大旗、破解时代课题的大文章。中央的“上篇”纲举目张，地方的“下篇”执本末从，只有上下贯通，才能把整篇文章书写好；也只有啃下最硬的骨头，拆掉最牢的藩篱，才能在2019年3月底前基本完成地方机构改革任务，从而实现焕然一新，征途如虹。

科创板，打好“创新牌”

设立科创板是落实创新驱动和科技强国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大改革举措。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宣布了这项举措。话音刚落，“科创板”迅速升温为资本市场的热词。尽管未来科创板在诸多细节上还有待明确，市场各方对这一新生事物已经充满热切期待。

在我国目前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已有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等。在现有框架下，为何还要设立科创板？正如监管部门负责人所说，设立科创板是落实创新驱动和科技强国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激发市场活力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安排。在这样的市场定位下，科创板要顺利落地生根、茁壮成长，很关键的一点是要打好“创新牌”。

从市场功能看，科创板应实现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更加深度的融合。我们都知道，科技创新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间接融资、短期融资在这方面常常会感觉力有不逮，科技创新离不开长期资本的引领和催化。资本市场对于促进科技和资本的融合、加速创新资本的形成和有效循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年，我国资本市场在加大支持科技创新力度上，已经有了很多探索和努力，但囿于种种原因，二者的对接还留下了不少“缝隙”。很多发展势头良好的创新企业远赴境外上市，说明这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设立科创板，为有效化解这个问题提供了更大可能。补齐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短板，是科创板从一开始就要肩负的重要使命。

从市场发展看，科创板应成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创新的“试验田”。监管部门已明确，科创板是资本市场的增量改革。这一点非常重要。增量改革可以避免对庞大存量市场的影响，而在一片新天地下“试水”改革举措，快速积累经验，从而助推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不断完善。以最受关注的注册制为例，在市场中已经讨论多年。此次明确在科创板试点注册制，既是呼应市场需求，又有充分法律依据。几年来，依法全面从严监管资本市场和相应的制度建设也为注册制试点创造了相应条件。注册制的试点有严格标准和程序，在受理、审核、注册、发行、交易等各个环节会更加注重信息披露的真实全面、上市公司质量，更加注重激发市场活力、保护投资者权益。在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可以说是为改革开辟了一条创新性的路径。

从市场生态看，科创板应体现出更加包容、平衡的理念。资本市场是融资市场，也是投资市场。科创板通过在盈利状况、股权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化安排，将增强对创新企业的包容性和适应性。与此同时，投资者也是需要被关注的一方。在投资者权益保护上，科创板一方面要针对创新企业的特点，在资产、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方面加强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引导投资者理性参与。同时，应通过发行、交易、退市、证券公司资本约束等新制度以及引入中长期资金等配套措施，让新增资金与试点进展同步匹配，力争在科创板实现投融资平衡、一二级市场平衡、公司的新老股东利益平衡，并促进现有市场形成良好预期。与投资者携手共成长，科创板定能飞得更高、走得更远。

“双十一”，消费升级带动供给升级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双11”的消费盛况，反映的是大海般的内需潜力。

今年“双11”，电商交易再次呈现火爆景象，中国社会井喷的消费潜力，又一次让人们惊叹。无论是“买买买”引发的抢单，还是“停不下来”的快递小哥，都让“消费”这个词显得如此动人心魄。到今年，“双11”刚好走过10年，从一家电商的促销活动发展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消费节日，也为观察中国的消费升级和经济发展打开了一扇窗口。

与现在动辄千亿级的成交额相比，很少有人会想到，2009年“双11”的成交额只有5000多万元。10年来，“双11”成交额的高歌猛进，其实反映出消费拉动力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不断崛起。这10年，中国经济增长逐步实现从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3%，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78%，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4个百分点。13亿多人组成的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巨大的消费需求，不仅为中国经济增长蓄积后劲，为中国在应对外部冲击时赢得战略回旋余地，更能够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消费红利。

消费不仅要看量也要看质。在消费规模不断攀升的大背景下，消费结构也在自我迭代、优化升级。有这样一个有趣的对比：2009年，“双11”最受欢迎的家用电器是电热水壶和电热毯，到了2017年，人们最喜欢的家用电器变成了净水器和扫地机器人。从满足温饱到追求健康，从传统电器到人工智能，消费升级呼应着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现在的“双11”，网购服务成为新的消费亮点，迪士尼门票、出境游预订、在线医疗服务……从传统消费转向新兴消费，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消费需求逐步由模仿型、同质化、单一化向差异化、个性化、多元化升级。消费结构升级，为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撑。

消费与生产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消费结构的升级也需要通过创新供给来实现，这就会对提升供给端的效率和水平产生倒逼作用。事实上，“双11”走过10年，消费与生产不再是泾渭分明的两个经济过程，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可以把线上消费端数据和线下生产端数据打通，实现精准的供需匹配，从而实现规模化的柔性生产、定制化生产。比如，中华老字号“朱府铜艺”通过消费端数据分析，制造出更适合年轻人偏好的生活化铜雕制品，让传承了5代人的老品牌获得新生；今年俄罗斯世界杯，正是通过阿里云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迅速整合30多家制造商，赶制完成了100多万个世界杯吉祥物。可以说，促进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通过消费端的大数据逆向优化生产端的产品制造，不仅改变了传统生产方式，更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路径，消费升级与供给升级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消费数据不具备制造能力，但它知道应该制造什么、为谁而制造。从全球知名品牌到广大中小企业，都需要把互联网思维带入生产过程，才能生产出满足消费升级的产品，从而找到制胜未来的法宝。就此而言，“双11”的意义不仅在于社会消费的一次集中释放，更重要的是产生了全球最大的消费数据库之一，为消费升级与供给升级的联动提供数据纽带。对于中国的企业而言，如果说消费规模的扩大是对经济发展保持信心的基础，那么消费升级则提供了一个弯道超车、让企业脱颖而出的机会。辨认和抓住新的机遇，让互联网与制造业、消费端与生产端更好地融合起来，就能生产出更多与消费升级同向而行的新产品，不仅让企业在这轮经济结构调整中获得新的生长，更能提升整个经济供给侧的效率与品质。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双11”的消费盛况，只是翻腾在中国经济大海之上的一朵浪花，反映的是大海般的内需潜力。有庞大的消费规模支撑经济基本面，有全新的消费升级推动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不仅能行稳致远，而且终将实现转型升级，步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既有“派”的权威，又有“驻”的优势

监督关系不是对立关系，派驻机构不仅要履行好监督责任，更要推动驻在部门党组（党委）落实好主体责任，才能真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意见》，要求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领导体制、职责权限、工作机制、制度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进行改革，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可以预见，派驻监督工作将取得重大进展。

派驻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是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党组织监督的一种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加强派驻机构建设作出统一部署，进行了重大改革，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对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机构的全覆盖。派驻机构认真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聚焦主责主业，监督执纪问责，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对如何使派驻纪检监察组职能更加优化、权责更加协同、监督更加有力、运行更加高效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深化派驻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一方面，要体现“派”的权威。此次派驻机构改革，特别强调要全面加强对派驻机构的领导。《意见》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其直接领导、统一管理。建立中央纪委常委会统一领导、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统一管理，中央纪委副书记（常委）、国家监委副主任（委员）分管，相关职能部门分工负责、协调配合的派驻工作领导体制，加强对派驻机构的指导、管理、服务和保障。通过分管领导定期主持召开派驻机构负责人会议、约谈派驻机构主要负责人等形式，以及派驻机构报告工作制度、派驻机构主要负责人述职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派驻机构的领导将得到大大加强，派驻机构可以有更多机会向委领导汇报工作、更加直接地得到工作指导，这么一来，既大大增强了“派”的权威性，又增强了派驻机构同志对自己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人员的身份认同感。

另一方面，“驻”的优势也同样不可忽视。《意见》明确，推动驻在部门党组织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建立定期会商、重要情况通报、线索联合排查、联合监督执纪等机制，为党组（党委）主体作用发挥提供有效载体，形成同向发力、协作互动的工作格局。众所周知，内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如果光靠派驻机构的监督，驻在部门自身不主动作为，那么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派驻机构要认识到，监督关系不是对立关系，派驻机构不仅要履行好监督责任，更要推动驻在部门党组（党委）落实好主体责任，才能真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要发挥“派”的权威、“驻”的优势，派驻机构改革中的制度建设、服务保障和干部队伍建设也必须跟上。《意见》指出要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建立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对派驻机构的服务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派驻机构的干部队伍得到了相应的充实，但也要看到，与纪委监委机关的干部队伍相比，派驻机构人员老化、水平参差不齐、办案力量不足等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派驻机构的工作必将随着监察对象的倍增而面临更大挑战。我们期待，此次改革将给派驻机构带来令人欣喜的变化。

乌镇观潮，让数字世界更美好

只有互信，才能让虚拟的网络空间进一步凝聚起共识，聚合成奔向美好生活的正能量；只有共治，才能让互联网有原则、有规则，网络空间才能更清朗、数字经济发展才能更强劲。

“青水碧于天，人语驿桥边。”江南水乡乌镇，再次点亮“互联网之光”。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这个千年古镇开幕，人们在这里展望一个数字世界的未来。“以共进为动力、以共赢为目标，走出一条互信共治之路，让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更具生机活力”“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主席的贺信，体现着对互联网时代人类福祉的高度关注，对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建设更美好数字世界的真诚愿望。

今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已经开到了第五届。从“互联互通 共享共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到“创新驱动 造福人类”“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开放共享”，再到今天的“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回顾五年来大会的主题，互信共治的理念贯穿始终，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的“中国智慧”，于此清晰可见。

互联网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2014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人们还在讨论4G如何普及；而今年走进乌镇，随时能邂逅5G体验车，看到更多眼花缭乱的“黑科技”，感受无需前台接待的智能酒店，体验智慧养老和医疗……网络时代，世界保持着“加速度”向前。更快的不仅是网速，而且是信息的传递速度、技术的更新速度，乃至事件发生、发展的速度。一个电脑病毒，可以迅速感染全世界范围内的电脑；而虚拟货币等，也影响着现实社会的经济运行。在这个数字世界，人类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对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更是一个不断超越想象的过程。几年前，不少人对数字经济的理解还停留于电商、微商；如今，“互联网+”已成为“基础设施”，互联网“跨界”融合各种行业。网民数量全球第一，电子商务总量全球第一，电子支付总额全球第一，2017年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中国的“网事”，让世界期待。反过来看，中国可以也应该成为世界互联网治理的重要力量，让互联网这个人类的共同家园更美丽、更干净、更安全。

这几天，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在离乌镇不远的上海召开。博览会上，未来的生活体验扑面而来。从食品的销售到自动驾驶技术，从精巧的机械臂到智能化的冰箱、洗衣机，这些大多都需要借助网络来实现。而在乌镇，各路“互联网大咖”汇聚一堂，有人畅想VR（虚拟现实）社交，有人展望用“声纹识别”更新“人脸识别”。这样的未来，让人期待，更让人思考：数字世界要如何更好？人类要如何走向未来？

主席强调，“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世界各国虽然国情不同、互联网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现实挑战不同，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愿望相同、应对网络空间安全挑战的利益相同、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的需求相同。让数字世界真正造福人类，互信、共治，可以说是一个根本原则。只有互信，才能让虚拟的网络空间进一步凝聚起共识，聚合成奔向美好生活的正能量；只有共治，才能让互联网有原则、有规则，网络空间才能更清朗、数字经济发展才能更强劲。

网络世界，互联万物。可以说，没有谁是信息时代的旁观者，互联网上已然形成了数字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当前，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网络环境也同样复杂多变，猜疑甚至是对立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尤须携起手来，用互信搭建平台，以共治完善规则。唯有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加强对话合作，才能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

静水深流的千年古镇，互联网大潮在此奔流不息。“互联网永远都有机会”“互联网让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嘉宾们，对未来都有着美好的预期。相信，更多人一起努力、相向而行，我们就能让互联网的潮水，奔涌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使我们的文化符号充满魅力

更加强调文化本身的价值，将成为未来打造文化IP的重要导向。

针对文化IP（intellectual property，即知识产权）评价中的“唯流量论”、恶意炒作等不良现象，日前举行的第十三届北京文博会发布了《面向高质量的发展：2017—2018年度IP评价报告》，首次从国家文化建设的角度评价和思考IP成长与培育，避免商业利益的过度影响。对于文化产业来说，此举有助于为IP建设树立路标，从而构建属于当代中国的文化符号。

当下文化语境中，IP的概念，主要指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化产品或文化形象。无论是商业博弈还是国家间文化软实力的对比，一定程度都包括IP之间的竞争。比如，好莱坞电影就是依靠塑造众多经典IP，吸引了全球数十亿观众。IP发展，已经成为打造世界级文化符号、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有效路径和方法，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012年以来，中国文化产业总产值从不到4万亿元攀升到10万亿元，高速发展态势良好，文化产业欣欣向荣。互联网给中国的文化生产方式和运营模式带来了巨大变化，培育了大量原创IP，塑造了一批文化符号。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产业大而不强，作品多而不精”的问题。而且，在什么是IP、如何评价IP等问题上同样存在混乱，如认为IP就是“流量”，在实际操作中购买“水军”或“刷流量”；还有一些人通过无底线炒作吸引眼球，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不利于文化符号的打造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需聚焦高质量发展，重视IP建设，做大做强IP。

有鉴于此，此次北京文博会发布的评价报告从文化价值、产业价值两个角度构建了IP全面评价体系。结合IP定义和时代特点，在客观量化数据、可比较的基础上，以用户参与度、口碑评价、开放度等作为评价IP的主要因素。通过评价体系的引导，扭转粗放的产业增长方式。这一评价体系显示，具有传统文化或中国历史背景的IP优势比较明显，特别是《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传统文学IP，以及武侠经典IP，在排行榜前20名中占比约一半，证明经典传统文化具有相当持久的文化热度，以及历久弥新的文化价值。更加强调文化本身的价值，也将成为未来打造文化IP的重要导向。

互联网企业是中国IP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未来的国家文化符号建设需要依托互联网，引领中国文化IP走出去，将东方文化传播到全球，为世界文化产业作出中国贡献。从数据看，当下中国的文化IP“正在成长过程中”，尚未实现良好的多领域共生。中国的IP发展不能照搬国外模式，需要走自己的IP打造之路，构建自己的文化生产方式。大企业打造强势IP，已积累了更多可供长线发展的文化资产，使企业具有更强竞争力和生命力，也成为打造国家文化符号的重要力量。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产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文化IP建设为抓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打造更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文化符号。随着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参与到主流文化建设，一大批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俱佳的文化产品已经诞生，期待更多的文化IP脱颖而出，更好构筑中国精神、彰显中国价值、呈现中国力量。

“地方领导留言板”为何越办越火

干旱的乡村有了新水井，新盖的小区通了公交车，遭遇非法采砂的河流正在恢复清澈……

日前，在2018全国网上群众工作高峰论坛暨人民网网民留言办理年度工作会议上，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背后的故事，吸引了300余位与会嘉宾热烈讨论。这一政民互动平台，创办12年来帮群众解决了100万件实事，成为新时代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成功范例。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走好群众路线，不仅需要真诚的态度，更需要与时俱进的方式。“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不然怎么联系群众呢？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总书记2016年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向各级领导干部发出了“上网令”。面对信息化的挑战，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将服务群众的阵地推进到了互联网上，答复网民单个提问、集中复信回应有共性的意见建议、和网民手机视频连线……态度主动、形式多样，不断用网络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在新时代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可以有效避免事事看材料、桩桩听汇报的“二手民意”现象，让领导干部直面鲜活的民意。《地方领导留言板》创办12年来，不断帮助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倾听网民心声、了解群众困难、吸纳百姓建议。无论是涉及停水、断电、遭遇欠薪的民生问题，还是关于城市规划、干部作风、扶贫工作的建议，网友都能通过这个平台留言，获得当地实打实的答复。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留言板上的政民互动更加紧密。2012年10月，《地方领导留言板》累计刊发10万项各地领导的回应，不到6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100万；回复率也从2008年的不足10%，攀升到了2017年的接近80%。

以网上留言办理等工作为抓手，各地大力开展网上群众工作，出台了一系列常态化机制。江西省建立了“定期认领、限时办结、分级审核、媒体通报、回访复核”等工作机制；安徽省探索建立省、市、县三级办理人民网网友留言工作机制，确保群众合理诉求“事事有回应”；四川省不断探索创新，涌现出成都市网上留言代理制、绵阳市留言办理第三方评价机制等做法，并及时总结推广……通过你来我往的网上互动，让党的群众路线在信息化高速公路上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需要各地以互联网为抓手，提升治理能力，给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获得感。100万条网上回帖，背后是100万个暖心故事。一条条来自网民的“感谢帖”，也让我们看到了互联网这一治国理政新平台所具有的重大作用。一个个问题的解决，推动的是民生的改善、社会的发展。这提醒我们，只有问出真实的民声、回应真正的民意，才能不装模作样、不走过场，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落到实处。

总书记强调，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走好网上群众路线，要让跳动的字符承载民心、贴近民意，用科技手段打造新的工作模式，让为民服务的事业行驶到高速公路上。只有如此，互联网才能成为领导干部践行网上群众路线的新阵地、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新法宝。

让大众文化滋养人的心灵

千古文人侠客梦，几代人的青春里都住着一个金庸。10月30日，作家金庸离世，感念他的文字迅速在朋友圈刷屏，怀念他的文章成为不少微信公号头条选题，许多网友纷纷留言遥想当年读他作品时的动人一刻。

一个文化人的离世，引发如潮感怀，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文化现象。如果不是被他的作品吸引过、感染过，如果他的作品不曾陪伴过自己的青春，人们不会对他如此感念。“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人们记诵这一嵌入14部作品首字的“名句”背后，正是金庸武侠作品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生的对读者心情怡养、心智启迪、心灵温润的影响。数十年来，金庸武侠作品一纸风行，深刻启示我们，大众文化作为与大众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品类，更要以滋养人的心灵为己任。

有人这样回想：“多少‘70后’‘80后’曾在被窝里、在课堂书桌下，阅读金庸先生的小说。”有人这样写看他作品后的收获：“这二十几年，金庸的小说是我随身携带、反复阅读最多的作品。所思所想每年都有不同，有纯粹创作技艺方面的认知的变化，亦有文化历史价值观多个方面的新发现。”

一些人急于评价说金庸的作品太“俗”，难登大雅之堂；一些人说他的作品堪称经典，其文化底蕴与历史深度开辟了大众文化的新境界。相较于此，金庸作品读者的留言与感想，道尽的是他的作品让很多读者不能忘怀这一不争的事实。也许，对作品历史地位与高度的评价，可以留给时间。但对于大众文化作品来说，首先要能陪伴大众、滋养心灵，这才是最关键的，也是最紧要的。

可以说，金庸的武侠作品，以故事、以人物滋养着读者的心灵。他写的虽然是武侠小说，但他的群侠“更贴近于生活，更像是平民英雄，也有自身的爱恨纠缠，也有迷茫的困顿无助。但如羽化之蝶，历尽劫波，终成大侠”。更重要的是，他的群侠，不少都有着一种卓然洒脱的精神人格，有着一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一种见义勇为、持守正义、重信然诺的世间道义，包含着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精神与价值理念。在相当意义上说，金庸运用的是武侠这一大众喜闻乐见的题材，抒写世道人心，浸润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金庸作品赢得大众也从另一面提醒我们，那些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作品，那些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的作品，那些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的作品，或许能一时哗众取宠，却终因不能滋养人、感染人，而被大众遗忘，更会被历史尘封。

金庸走了，但他留下了读者众多的作品。我们期待更多作家创作更多深受大众喜爱的作品，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好地陪伴人的成长、滋养人的心灵。

“儿童血铅第一案”告终：底层维权困境有待破解

近日，据相关媒体报道，经过6年的维权长跑后，今年9月12日，“儿童血铅第一案”原被告达成调解，官司正式告终，受害者得到4万～9万元不等的赔偿。原告的代理律师戴仁辉表示，这不是一次“胜诉”，对于当事人来说，拿到赔偿金，只是他们经过6年的维权长跑后不得不接受的结果。

这的确不能算“胜诉”。一方面，相对于血铅对身体造成的不可逆的伤害，以及6年维权长跑的时间和金钱投入而言，4万～9万元的赔偿可谓杯水车薪；另一方面，艰难的维权路途和冗长的拉锯战下，原本53名原告最终走完司法流程的也仅剩下7人。

对这些受害者而言，法律的天平始终未能朝他们倾斜——尽管涉事的湖南省衡阳美仑颜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违规排污，是被央视坐实的事实，但要在污染和血铅超标之间，在医学层面建立严谨的因果关系，技术难度实在太大，几乎是作为底层群体的受害者无法完成的任务。

在国内一些癌症村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环境污染维权的同样难点。没有准确的数据，就无法为污染危害定量，这让主张赔偿变得异常艰难。

而在《儿童高铅血症和铅中毒分级和处理原则（试行）》中，将血铅中毒的分级，划定在200微克/升的门槛上，未达到中毒标准，就得不到赔偿。这种僵化落后的认定标准，导致受到铅污染、但人体铅水平未达到200微克/升的受害者无法得到任何赔偿，无视了他们所受到的伤害。

当然作为“儿童血铅第一案”，相对于技术、法律层面所要冲破的障碍，更为致命的是双方的博弈能力从来就不对等。央视最初的调查中，当地镇长不假思索地将血铅超标推给“习惯咬铅笔”。不难看出，出于经济和政绩考量，地方对排污企业的保护主义姿态，它同时解释了为何化工企业公然排污如此久未被处理。

另一方面，立案时基层法院和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之间的相互推诿，大浦镇政府反复在庭外做着劝说撤诉的工作，则显示出基于维护稳定的需要，地方司法和行政力量极具倾向性的一面。

在这些阻截的力量之下，53名原告大部分退却，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对那些连文件签字位置都看不懂、不知道签字笔为何物的村民来说，“儿童血铅第一案”所面临的环境维权与方方面面的瓶颈，让死磕到底变成了费力不讨好的事，也让换来的胜诉只是“惨胜”罢了。

站在社会层面来看，“儿童血铅第一案”的胜诉，将会形成标杆意义。至少在司法诉讼最基础性的立案层面，再也没有了将环境维权推诿塞责的理由，这是值得庆幸的。只是那些受害者，则成为了讲述血铅案引领司法进步的历史背景。

略带讽刺的是，当7名被告艰难走完司法权流程时，涉事的排污企业，已经从曾经留下污染的土地上搬离，它拿到了2000万元的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即将开始新生。比起如此巨额的专项资金来，4万～9万元的人均赔偿额度，看上去更加残酷。至于污染曾经造成的伤害，则不可逆地留在了受害者的身体里。

胜诉只赢来最不坏的结局，也许这就是“第一案”所要承受的代价。无论如何，司法公正、社会正义的到来，不该让受害者以身心受损为代价。环境污染事件中滞后的标准、扭曲的博弈，所导向的底层维权困境，必须尽快得到强力矫治。

常贵田走了，主流相声未来何在

今天凌晨，德云社旗下相声演员高峰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贵田因病逝世。据《新民晚报》跟进报道，常贵田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11月30日零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今年9月7日，88岁的相声大师常宝华去世。叔侄二人先后辞世，令人唏嘘。于常家，意味着人影稀疏，透出某种散场后的飘零；于相声而言，则意味着地盘与影响越来越小的主流相声，又折损了一员大将。

常贵田先生出生相声世家，其父常宝堃、爷爷常连安皆为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为其四叔。尽管自幼传承了家学，也一直与叔叔常宝华搭档，但常贵田已很难重复祖、父撂地儿、泡茶社、戏园子的表演路径。1942年出生的他，乃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表演艺术家。从1958年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到于今，常贵田作为体制内的专业人员，走遍全国各地，为海岛战士送去欢声笑语。2012年10月22日，常贵田还成为相声界的第一位文职少将。

半个多世纪的奔波，常贵田走出了一条传统相声艺人未曾走过的艺术之路，也获得了全国性的巨大声誉，成为妇孺皆知的相声表演艺术家。而这，在传统社会的小剧场中，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电视的普及，有着深厚的传统相声基础，能编能演的常贵田，也迎来了艺术创作与表演的高光时刻。叔侄俩的《帽子工厂》曾轰动全国，成为相声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先声。

常贵田习惯并热爱文工团的生活，固然有时代的原因。但也与其对乃父的红色记忆有关，常贵田的父亲常宝堃出生在张家口，很小就有小蘑菇的艺名，之后，辗转于地摊儿、小剧场，解放后，常宝堃积极投身祖国的文化事业，编演新相声，热情歌颂新生活。1951年4月23日，在朝鲜前线慰问演出时，遭美军飞机轰炸扫射，不幸牺牲。

文工团的艺术生涯虽然平淡，但对于常贵田来说，显然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与价值。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战士是最苦的，用相声为他们解除一点儿苦，给他们一些心灵安慰，是我的天职。”“你想想，在小岛上，就那么几个人，多孤独啊！他们希望有人来，带来新的信息。看见活的了，他最高兴！”

时代的变化，每每以让人猝不及防的情形发生。常贵田或许并没有想到，在他的晚年，相声界居然又产生了主流与非主流的争吵。以姜昆为代表的主流相声，与以郭德纲为代表的非主流相声之间，恶言恶语，攻讦不断，令人叹息。尽管作为郭德纲的引师，常贵田似乎并没有首当其冲被波及，但面对相声界不断出现的低级趣味、低格调，乃至“三俗”乱象，常贵田想必并不能无动于衷。他曾说过，“你想说好相声，你又不热爱人民，我说‘你甭说！你说，也说不好’”，然而，现实每每让人意外。

这些年来，缠绕于相声这门艺术中的低级、下流，或者动辄着眼于“你媳妇”“你妈”“我儿子”等伦常的调笑，几乎成了主流。欢笑仍在，但更接近搞笑；技能趋新，但更像是炫技，艺术的层级就在这样的日新月异中逐次沦落。尽管我们说可以考虑市场需求，但如果完全放弃了对时代情绪的感应，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对文明价值的坚守，则相声何为？艺术何为？

事实上，这也是在这个谁比谁更红、谁比谁更吸金的时代，常贵田等老一辈相声艺术家备受尊敬的重要原因。

他们不卖票，也不商演，更没有被策划、被包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人生不精彩，更不意味着他们的价值观就过时了。他们的存在，无愧于那个时代，无愧于那个时代民众的喜爱。

常先生走好！

网红茶互怼，不如专心打造中国茶饮快消品牌

近年来红透网络的新式茶饮行业这两天陷入了内战中。先是“奈雪の茶”的创始人彭心指责“喜茶”抄袭其产品；继而，喜茶创始人聂云宸回怼称“对方在碰瓷”。一场口水战，暴露出“网红茶”在高速扩张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同质化”现象。

两大茶饮品牌的恩怨未了，网友的“神回复”却一语惊醒梦中人：“奈雪怼喜茶，星巴克胜。”更有“耿直”的网友称，跟星巴克的价格一样，为什么不选择星巴克，舒舒服服地坐那儿喝咖啡聊天？这一看法，实则揭开了中国饮品行业的尴尬一角。中国人本来是喝茶的，为什么在快消饮品行业，最广为人知的品牌却是售卖咖啡的星巴克？

从这次新式茶饮的隔空互怼可以看出，无论是奈雪还是喜茶，实际上都没有建立起自己品牌的“护城河”，在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也十分模糊。因此，当与竞品短兵相接之时，只能靠网络怒怼的口水战来为自己争夺空间。但是，推出同类产品能不能算抄袭，这本来就是一个模糊地带，因此这场口水战并没有为任何一方赢得口碑，最终也大概率会以一地鸡毛收场。

那么，新式茶饮行业怎样才能打造用户信赖的品牌，成为行业常青树？增强研发力量，不断开发新口味、新产品满足用户的需求，当然是企业需要做的，也是目前巨大多数茶饮企业选择的道路。但是，茶饮行业的技术门槛并不高，产品很容易被复制，这带来了“奈雪vs喜茶”式的互怼，也带来了奶茶行业高毛利率、高倒闭率的特点。因此，打造适宜的快消茶饮文化，构建符合现代人生活的茶饮方式，或许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星巴克的CEO舒尔茨曾说：这不是一家简单的咖啡馆，而是通过咖啡这种社会黏结剂量，为人们提供聚会场所的第三空间。“第三空间”指的是家居（第一空间）和职场（第二空间）之外的空间。星巴克在中国的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它将“第三空间”的概念引入中国，引领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进而启蒙了中国人的咖啡文化。而这个过程，又恰好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白领群体的迅速壮大同步。可以说，星巴克所代表的咖啡文化与当代人的需求“一拍即合”，因而迅速在中国站稳了脚跟。

现在，星巴克这个品牌已经成功地与城市白领联系在了一起，咖啡这种饮品也为自己贴上了振奋精神、打拼职场的形象标签，品牌溢出价值显而易见。但说起奈雪、喜茶，人们想到的是什么呢？最典型的消费场景，无非是逛街时喝一杯；最有力的购买动机，仍然是“好喝”；最主要的消费群体，还是年轻女性。这么多年发展下来，剥开热闹的外壳，所谓的新式茶饮与传统奶茶店并没有太大区别，因而依然陷于竞争“红海”也就不难理解了。

实际上，中国几千年的茶饮文化源远流长，可供汲取的资源并不少，“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新式茶饮企业要撕掉自身“不健康”的标签，与传统奶茶行业做切割，不妨借力传统茶文化中的健康元素，剔除传统茶文化中陈旧的部分，研发出适合现代人生活的产品，进而培养年轻人的饮茶文化。如此，才有可能培育出一个有核心竞争力的、长盛不衰的茶饮快消品牌。

仅仅靠“美味”吸引客户很难持久，更何况美味的背后还暗示着高糖、高脂等让人诟病的因素。仅仅逛街时来一杯也不够，还有哪些消费场景跟茶饮“更配”？除了好喝，客户还能从消费中获得什么？这些问题，企业必须要给出足够有力的回答。而回答的底气，则来自于成熟快消茶饮文化的构建。

营造安全合租空间，平台应有更多可为

近日，据媒体报道，去年9月，北京的吴女士通过租房平台自如合租了一处居民住宅。在与合租室友何某发生矛盾后，吴女士发文称，自己放在冰箱的食物被涂抹胶水，导致自己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同时防盗门被喷漆，电子密码锁上被涂抹胶水。

据报道，何某事后向其他租客承认自己曾在冰箱第一层涂抹胶水，是一种不理性的“恶作剧”，恳求得到谅解。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并未证实冰箱所涂物质为有害物体，已将何某释放，关于其他问题，则尚无法证实系何人所为。

根据当事人的讲述，事件的起因是普通的合租矛盾。吴女士与何某在两三个月前因琐事发生矛盾，曾在室友群批评过何某，又后因为其他事由踹开了何某的房门。随后，何某因违反平台规定被要求搬离。搬家时，其在冰箱涂上了一层胶水。这样的合租矛盾，真是一地鸡毛，可能很多合租者都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过，只不过没有发展成最后那一幕。

别说是一群原本天南地北没有交集的陌生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就算一家人住在一起，也难免产生矛盾。陌生人合租存在风险，也正是这起事件让人担忧的关键所在，虽然所谓的“投毒”可能不过虚惊一场，但它触发了很多租房者本就不牢靠的安全感。

该事件的最终结果，有待警方更为详尽的调查，但是不管结果如何，它都给平台和租房者敲响了警钟。

自如作为合租服务的承担者，在这起事件中有重要责任。既然其给租客提供合租服务，那保障租客的基本居住安全，就应该是自如最基本的服务要求。具体到这件事情当中，何某违反平台规定，实际影响了所有租客的居住体验，应该是激发室友矛盾的导火索之一。为何何某违规没有被提早处理？租客在这之间有没有向自如管理人员反映这一问题？

自如作为租房服务的提供者，民众自然对其有更高的要求。平台应该充分理解并考虑到合租可能引发的矛盾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并在这一基础上，加强租客身份的筛选。虽然在选择合租室友方面，自如相比之下做得更加透明，但还不够。更何况，合租的矛盾实际上也无法靠入住前筛查完全避免。所以，面对合租的可能风险，自如除了加强入住安全宣讲，严格规范租户行为之外，还应该进行定期安全检查。平台既然承担着用户给予的期望与赋权，就理应负起更多的责任，作出更大的努力，降低合租矛盾，保障租房者的安全，让租房者获得更大的安全感。

平台责任之外，其实对于很多在大城市打拼年轻人来说，租房成本不断攀升，合租恐怕将是租房生活的常态。并不是每段合租生活都一定能够与室友融洽相处，总少不了磕磕碰碰，这也提醒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合租者们，互相关爱、互相理解、互相体谅，共同遵守合租约定，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安全的生活空间。

张家口爆炸起火事故：惋惜之余更需彻查

11月28日零时41分，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河北盛华化工有限公司附近发生爆炸起火事故，截至28日晚，事故已造成23人死亡，另有22人受伤，其中3人危重伤。据新华社新华视点28日下午3时报道，当地爆炸事故调查的初步原因为运输乙炔的大货车爆炸，引起了化工厂周边车辆连环爆炸燃烧。

事故调查，以及对伤员的抢救工作仍在进行之中。但对这起导致严重伤亡情况的事故，除了惋惜，反思和追问也应是舆论的最本能反应。

事故初步原因虽已查明，却留下了更多疑问。引发爆炸的货车属于哪家公司，又要运货到哪家企业，具体是如何引爆的，目前附近几家当事企业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这一点或再次印证，在事发前，当地像乙炔这类易燃易爆品的运输、管理非常粗放，以至于事发后到底是哪家公司出事，都陷入了罗生门。

关于易燃易爆类物品的运输和管理，国家相关规定其实是非常细的。譬如，运输剧毒化学品或者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需要较长时间停车的，驾驶人员或者押运人员应当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但据媒体调查，事发路段，平日白天排队等待进厂区的车有时会把路堵了，这些车停在路边，至少占用一个车道。另外，“每天晚上，都有运货的车辆在工厂周边停候，以等到第二天早上工厂上班开门时进入厂区……这些货车中，大部分拉的是工厂所需的材料，如煤、盐以及这次引起事故的乙炔等等”。

另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当地的安监部门曾经下令禁止这些车辆停在路边，要求他们停到停车场，但后来就放松不管了，于是这些拉煤的车和装着易燃乙炔的车混在一起都排在路边。”那么，为何这些车辆和附近工厂对于安监部门的要求会置之不理，相关部门为何后来“就放松不管了”，其中原因和可能的责任疏忽值得深挖。

而财新网的报道，提供了另一层背景：司机圈子里都知道这条路事故多发。记者查询资料发现，2013年1月3日1时30分，河北盛华化工有限公司望山产业区氯碱厂乙炔工段5号发生器维修作业现场，也曾发生一起气体爆炸事故，造成1人死亡。据当时的事故调查报告，事故直接原因是因为电石反应产生乙炔，遇火花产生爆炸。同样是事发凌晨，同样是乙炔，此次事故是否有相同的肇因，让人联想。其实，不只是危险品管理存在危险，有当地村民介绍，此地此前还因大货车占道发生过多次交通事故。

对于事发路段为何会事故多发，与其管理混乱有很大关系。事发地原属宣化县，后划归张家口市桥东区管辖，但这该地段的交通依旧有职责不清的状况存在，以至于事故发生后，仍找不到管辖方。一段大量危险品混存、混运的区域，管理之混乱，再次可见一斑。这是否是最终酿成严重恶性事故的一条隐蔽“导火索”，必须彻查。

财新网的报道还揭示，事故发生地望山循环经济示范园区，附近四周都被村子包围，这次事故中就传有附近村民被波及。由此，园区的选址、规划是否达标，恐怕也应有严肃评估。

2015年的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后，事故调查报告对于事故原因的定性中，有这样几条：有关地方政府安全发展意识不强；有关地方和部门违反法定城市规划；有关职能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有的人员甚至贪赃枉法；港口（园区）管理体制不顺、安全管理不到位；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体制不顺、机制不完善。以此对照目前媒体调查所呈现的信息，此次爆炸事故中似乎埋藏着相同的祸因。

事故具体原因，当然有待权威部门调查披露，但事故一次次重复，若还是被相同的责任导火线引燃，需要整改和反思的可能就不止一城一地。拿什么防患下一次事故重演，爆炸声和生命的代价，应该惊醒“梦中人”。

学术研究“云吸猫”，是以奇异换关注吗

近日，浙江大学一篇以“云吸猫”为研究主题的传播学专业硕士论文在网上传开了，作者在文中提出了通过网络看猫的“云吸猫”现象，并认为这种“吸猫”为“精神鸦片”，引发网络广泛热议。

可以说，近年来类似“云吸猫”这般涉及学术研究层面的“奇思异想”并不少见，既有前些年西部某高校女博士8万字有余的博士论文《八角茴香对卤鸡肉挥发性风味的影响极其作用机制》，也有近期网络热传的《中国传统文化对蟋蟀身体与战斗力关系的认识》以及《行长的面部宽高比影响银行绩效的路径研究》等等，可以说这些“奇葩论文”并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个别现象，如此接二连三除了让人大跌眼镜之外，其背后的根由到底是什么，是非常值得去认真探讨一番的。

不可否认的是，抛开这些论文的学术价值不谈，它们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可谓是现实社会和日常生活的一种映射。正如“云吸猫”的作者在回应时所言及的，她和她的导师都是“吸猫”群体，因而就地取材，倒不失为一种较为中肯的研究态度。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因喜爱便选择以此为题，可见这里面是真正的感兴趣，并非刻意敷衍、草草了事或是权宜之计，这同样是建立在研究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层面上的一种探索与研究；也正因此，面对人们的质疑之声，这篇论文的作者不仅没有惊慌失措，反而在回应中坦承了自己当初选这个研究主题时的纠结与挣扎，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论文也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

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现代文明发展至今，社会理应呈现更多的克制与包容，尤其对一些不同于过往时代的、有别于人们传统认知的存在或形式，更需要保持一种理性的克制或耐性。这些奇葩论文看似有些“另类”，但同样也是一种存在，或许它们有别于人们日常认知、但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这些别具一格的“异想天开”或文化彰显在本质上就是不同社会群体各自所持有的价值符号与个性诉求的一种表达或再现。

对于那些看惯了生活日常中“一本正经”审美的人们，偶尔来点这种“怪异”或与众不同，也是一种情绪的释放，毕竟人们不是总想做活在“套子里的人”。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在如今消费时代，一切都可能成为大众娱乐消费的对象，特别是在手机终端普及之后，大众文化消费开始变得越发广泛与随意。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惟有“奇葩”更易于让人们记住，以“奇异”来换取关注，这种“不按套路出牌”让这些“与众不同”在短时间内以非常态的速度向外传播开来，也许正中某些“奇葩论文”作者的下怀。

当然，这里我们需要区分那种“为了奇葩而奇葩”虚伪而做作的行为或做法，尤其在学术研究层面，要坚决杜绝那种有违常识、刻意而为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和荒诞不经的“怪异论”。可以肯定地说，并非所有的打破常规都是值得推崇的，有违常识的瞎折腾、乱作为，即便有所谓的学术研究，也是对现有社会资源、人力资源以及学术资源的浪费或亵渎。而另一方面，也并非所有的跨界研究或超乎寻常的研究视野都能开出为人们所信服、有真知灼见的学术之花，而往往还存在有违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的可能，这不仅不值得提倡，更多时候需要明令禁止。

马拉松“症状”集中爆发：敬畏专业少跟风

或许没有一项运动能像马拉松一样，在中国发展和普及得如此之快。2011年，中国城市举办的马拉松赛事尚只有22场，而仅仅8年间，截至今年11月2日，中国2018年已举办的马拉松类比赛就达1072场，这可能还不包括那些未注册的各类小型赛事。

在赛事数量井喷的另一面，马拉松乱象也不段被曝出。近期更是堪称集中爆发：11月18日，江苏苏州马拉松赛出现志愿者在终点前冲进跑道，两次强行递国旗给运动员；11月24日，云南昆明晋宁马拉松赛中，一位半马参赛选手在19公里处倒地猝死；11月25日，浙江绍兴马拉松赛上，一名男选手在两度晕厥被救醒的情况下，仍固执要求继续参赛，最终被医生强行拦截送往医院；同一天的广东深圳南山半程马拉松，除了有参赛者套牌，还有大量选手抄近路横穿绿化带……

上述现象说明，赛事乱象，并不仅仅是参赛者不专业，也同时表现为赛事组织管理的滞后。近年来，马拉松赛事在全国遍地开花，赛事组织方和承办城市都投入了极大兴趣。因为相较于其它专业运动会，马拉松参与者多，对专业场地的要求又相对较低，多数城市只要愿意投入，都有机会从中分一杯羹。其背后动机，不仅表现在赛事运营的直接收益上，举办马拉松赛也成了很多城市自我营销的一个重要手段，如不少赛事动辄被冠以“国际”名号。

但是，也正因为赛事数量在短时期内迅速上升，以及主办者添加了太多功利因素，导致赛事的组织专业性很难得到足够保障。像在赛道上直接给选手递国旗就明显违背了世界田联的有关规定，但组织方为了“仪式感”需要仍不畏争议继续坚持；此外，还有一些赛事片面追求参与人数，在报名资格的筛选上往往徒有形式，既不顾自身的管理能力，也忽视对选手身体风险的排除，这为赛事补给不足、管理混乱乃至安全事件多发预留了伏笔。

事实上，由于参与人数众多，从赛前报名到赛中服务、管理，马拉松赛事的举办都有着较高的专业度。如赛事医疗保障方面，此前媒体报道，东京马拉松有一个常设的应急医疗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从上一届比赛结束之后就开始准备，用一整年去完善整个救援系统。相比之下，国内很多马拉松赛事赛前一个月才开始准备搭建医疗保障团队。其中的差距和隐藏的风险，可想而知。

除了赛事运营的专业性跟不上赛事数量的上涨步伐，社会马拉松文化的发育同样滞后于参与人数的暴涨。有说法称，长跑已成为中产阶层的新宗教，其潜台词不仅是指参与长跑的人数众多，也间接透露出，不少人对于参与马拉松更多只是一种非理性的跟风，或是对潮流、时尚的追求。甚至如网友所言，很多人是为了赶时髦、凑热闹，“其实就是为了发个朋友圈，有没有成绩都不重要。”

在上述参与心理的驱动下，马拉松背后的专业性、规则意识以及体育文化，自然就被推到一个相对靠后的位置。所以，这些年马拉松套牌乱象，以及像这次深圳马拉松出现抄近道的现象屡有出现。同时，猝死现象高发，也暴露了部分参与者对于马拉松运动本身的风险一面认知不足，变成了为参与而参与。

任何运动和赛事都有其内在的规律和专业门槛。没有对专业的敬畏，最终可能会导致赛事主办和参与的成本乃至风险大大提升。当然，换个角度看，马拉松赛事的继续扩张是大势所趋。号称历史最悠久的美国波士顿马拉松，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无论是赛事主办经验，还是社会马拉松文化的发育，都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积淀。中国马拉松在短短十来年间急速扩张，自然会产生诸多不足，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乱象会得到更好的规范。但是，无论发展到哪一阶段，对主办城市和参与者个人而言，敬畏专业，量力而行，少跟风，都是应该坚持的原则。

减少和禁止肥胖歧视任重道远

近日，北京天通苑北地铁站发生了一起纠纷事件。一名老大爷跟在一名小伙子的后面，嘴里振振有词，不断出言训斥小伙：“这么胖还来影响别人，没自知之明！”原来，双方在排队时，比较胖的小伙子因为人流拥挤，不慎踩到了老大爷的脚。最终，该小伙被老大爷骂哭，并退出了排队通道，然后老大爷顺步而上，自己挤到前面去了。

老人的行为遭到了周围的旅客的劝阻，但尽管如此，这位老人对肥胖者的歧视行为并没有得到遏制。社会对肥胖者的歧视早就不是暗中，而是公开化。对肥胖的歧视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迄今并无法律或行政规定能制止或减少这种歧视，而且还有另借他义而明正言顺歧视肥胖的趋势。

世界各国都有不成文的做法，一些单位和企业的老板普遍不愿意雇用肥胖者，觉得他们肥胖容易愉懒，而且，他们会认为肥胖这件事的诱因就是不懂节制，因而做事情可能会没有效率，连自己体重控制不了何谈控制自己的人生？

有鉴于此，一些研究人员首先想到的是对肥胖正名。早在2014年4月，美国耶鲁大学预防研究中心主任卡茨就在《自然》杂志发表一篇题为“肥胖不是一种病”的文章。卡茨认为，把肥胖定义为一种病会误导成千上万的人，让他们以为他们的身心不那么健康，并让那些健康但超重的成人及儿童一夜之间加入到病人的行列。

虽然身体质量指数（BMI）超过30就定义为肥胖，而且成为疾病、致残乃至死亡的高危因素，但疾病高危因素并不等于疾病。

尽管如此，为肥胖正名也没有起到减少社会对肥胖者歧视的作用。2016年4月，英国雇佣法领域的首席法官菲利普•罗斯顿呼吁，应该立法禁止职场“肥胖歧视”，包括禁止雇员对肥胖者进行言语攻击以及用人单位因体型拒绝求职者的行为。罗斯顿还指出，在职场中，肥胖者的平均工资比体型正常者人要少，找工作也比较难，而且更容易被解雇，只有立法，才能有效防止职场“肥胖歧视”。然而，这一呼吁也不了了之。

最终在2017年，欧洲法院提出，在某些情况下肥胖可视为残障，如此欧盟禁止就业歧视的法令就可以保护这些人。法庭裁决的起因是发生于丹麦的一起案例。丹麦一位叫柯尔托福特的男性保姆体重达160公斤，他曾受雇于一个地方政府照顾儿童，但在工作15年后，地方政府将其解雇。为此柯尔托福特把地方政府告上法庭，理由是受到歧视。

在审判后，欧洲法院裁决称，如果一个人的肥胖阻碍“充分和有效地”参与工作就可被视为是一种残障。肥胖本身并不是一种残障，但如果一个人的肥胖对他造成了长期的损害，他就可以受到有关残障法的保护，并且欧洲法院的这一裁决在所有欧盟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这意味着，一个肥胖或体重超重的员工，如果其体重妨碍了他的工作表现，他可以提出其肥胖属于残障，如此就可能受到残障法的保护。

目前看来，中国尚没有一项法律法规可以保护肥胖者不受歧视。要解决肥胖受到的歧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很长的路要走，既要有法律的跟进，也需要道德的制约才能管用。

“扶贫送老婆”，高级黑式扶贫宣传当休矣

最近，脱贫攻坚的一些“新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

有媒体报道称，去年广西一位扶贫帮扶人帮助一位贫困户解决了终身大事，一年后，这家人又添喜事，生了孩子。这本是喜上加喜，但事情在传播过程中，却异化和标签化为“扶贫送老婆”的话题。甚至当地媒体在去年的报道中，也直接使用了“扶贫干部给他‘送’来了老婆”这样的表达。

类似案例不是第一次出现。去年，陕西某“扶贫女干部”闪婚“贫困户”的新闻，也被指“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媳妇”。

其实，进一步了解情况，可以发现这些案例与传播过程中的“送老婆”表述压根不是一回事。像广西的这个例子，不过是当地医院的扶贫组发现贫困户50岁还是单身，于是将医院的一位单身绿化工人介绍给他。这可以说是帮扶人帮助贫困户解决了终身大事，但将之标签化为“扶贫送老婆”，既是失实的，也缺乏对当事人的基本尊重。

事实上，这种说法在舆论场上，也多是被网友以戏谑的心态来看待。不仅是因为其表述违背了现代性别观念，有物化女性之嫌，同时，也更是因为，它对当前全国上下都在开展的精准扶贫工作，构成了一种误读和扭曲。

扶贫从来就不是直接向困难民众送钱、送物这么简单，这是不言自明的常识。不排除，“送老婆”话语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是为迎合某种粗浅的扶贫期待。但纵观这些被有意无意放大、宣传的事例，都往往是作为扶贫成绩的材料出现，这就说明，被误读和扭曲，不能只怪舆论的选择性解读，一些地方的扶贫理念宣扬和成绩展示的价值视角，可能同样出现了偏差。

无论其本意如何，当这样的“典型事例”夹杂着“送老婆”标签被投放到舆论场，既显得极其轻佻，容易产生适得其反的展示效果，实质也对“贫困户”造成了妖魔化，更对基层扶贫人员带来了“误伤”。

扶贫有成绩当然需要反馈，扶贫干部的真实状态也需要被呈现，但是，无论是扶贫干部自身，还是民众，抑或是上级部门，都希望扶贫工作和成绩的展示，是足够真实的。任何夸大、修饰乃至片面选择和放大“典型”，都难免会造成失真效果。

置于基层扶贫干部的视角，如果“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媳妇”成为一种价值标杆，像云南楚雄州80后白头干部李忠凯那样的基层扶贫者，会作如何感想？事实上，其在走红后就表示，基层干部不怕辛苦，不怕累，不怕没时间休息,就怕不被理解，希望得到更多的理解和认同。而那些动辄将“送老婆”当作扶贫政绩放大的宣传手法，明显就缺乏对基层扶贫干部的真正尊重和理解。

无论是基于当前扶贫攻坚的现实，还是上级各种考核要求，当前绝大多数扶贫干部的工作都是艰巨的，可能同时承受着身心双重压力。能够准确和真实传递他们的工作状态和成绩，理解他们的需求，其实也是构建一个健康的社会扶贫支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正如“扶贫送老婆”这类高级黑式宣传屡屡引发争议所示，目前对扶贫工作的真实反馈恰恰是不足或者说是存在偏差的。要么是把一些本来正常的爱情故事，硬要捆绑上扶贫议题；要么是像80后白头干部这样意外走红；要么是累倒在工作一线的扶贫干部的典型事例……这些现象不是说不可以关注，但是如何关注，是否仅仅只关注这些，却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无论如何，不做道德绑架式宣传，克制正常报道中的悲情煽情倾向，杜绝靠刺激舆论的猎奇心态去谋求关注，这些应该成为扶贫报道和宣传中应有的自觉。

不能让“漂流瓶”成为色情广告流布的暗门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漂流瓶”功能传播色情内容，非法收取费用，已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根据记者测试，连续4天一共捡到25个瓶子，其中7个含色情信息，如“扫码加看片群”的图片等。

就在10月，微信平台官方发布公告称：对发布色情、低俗等违规内容“零容忍”，近半年来已封禁及处理发送色情暴力类内容的账号25841个，删文43511篇；主要是通过技术手段过滤、接到举报人工处理等。但是，微信附属的“漂流瓶”功能，好似成为了监管盲点。

“漂流瓶”是做什么用的？用户根据其应用场景，发一段语音或文字，许愿也好、吐槽也罢，随后将语音装在瓶子里扔进大海。若有人捡到“漂流瓶”却不打开，“漂流瓶”仍扔回海里；打开“漂流瓶”，其他用户可以回复瓶子的主人。可见，“漂流瓶”所承载的是情感交流功能，捡到瓶子的都是陌生人，即社会上的不特定人群。

“漂流瓶”何以逐渐异化成了违法广告的发布渠道之一？甚至有中介公司定期招聘兼职“广告宣传员”，其工作就是每天晚上用手机在微信发“漂流瓶”。探究原因，不妨先做个简单比较。通过QQ群、微信群发布此类违法广告，能不能进群首先就是个问题。一旦进群若公开发布违法信息，会第一时间被群主踢出。若在群里点对点地私下发送，构成骚扰，同样会被举报踢出。而利用微信“漂流瓶”发送，就像姜太公钓鱼，静待愿者上钩即可。通过这种方式发布违法广告，对发布者来说更简单省事，对监管方来说却更加隐蔽。

更何况，“漂流瓶”的头像和微信头像可单独设置，不易被熟人知道。这也大大降低了违法广告发送者的现实道德压力。即便是发布者因此被举报，最坏结果也只是被禁用“漂流瓶”功能，不会被封禁账号。违法成本低、风险小，而利息厚，这就是导致违法广告发布者有恃无恐的原因。

当然，这些群往往一两天就因举报被封，但“群秘”经常发布二维码提醒大家转移阵地。由是乎，色情信息的售卖“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屡禁不绝。“漂流瓶”的功能异化，俨似给色情等违法信息的流布、售卖，打开了一道暗门。

就此而言，相关平台须正视这一问题，尤其是要解决“漂流瓶”头像和微信头像可分离、只可禁用“漂流瓶”功能而不连带封禁相关账号等BUG。如果技术层面做不到，鉴于“漂流瓶”功能已经异化，且缺陷明显，成为不法分子从事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犯罪活动的方式之一，污染了网络环境，那么，这一产品还有无存在的必要，就值得重新审视。

众所周知，关于网络平台对侵权及违法内容的审查义务，我们除了讲究避风港原则，还讲究一条红旗原则，即只要侵权及违法行为的存在显而易见，那么，相关平台就不得再以技术中立、平台中立之类的借口回避不理。如何加强对“漂流瓶”内容的审查、监控，考验着相关平台的技术手段和管理能力。

“喘息服务”或改写久病床前无孝子的状况

日前，北京市丰台区老龄办在全区贴出公告，试点期间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给长期照料失能、失智老人的家庭成员每月放4天假，也就是所谓的“喘息服务”，有需要服务的家庭即日起可到居委会提出申请。“喘息服务”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养老机构短期托养照护，一种是居家上门照料。据悉，这是北京市首个由政府买单并开展的相关养老服务。

给久病老人床前的照护人放几天假，将之称为“喘息服务”，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而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来提供“喘息服务”，则是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分摊了家庭成员照料老人的负担。当然，让照护人休息几天，从根本上说，也是保障他们能够在休整后更好地照护老人。或许，有了“喘息服务”，久病床前无孝子的状况，将会有所改观。

政府出钱让照顾失能老人的家庭成员每月休息4天，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在传统认知中，照顾老人素来都被视作家事，被看成是子女义务，公共部门一贯未在其间分担过多。目前的基础养老保障工程，是整体性、统筹性的养老金制度，以投保资助来换取货币形式的保险待遇。这一兜底性质的养老保障机制，无法体现公共部门对家庭内部养老负担的应有担当。

随着北京市开始逐步试水“喘息服务”，传递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开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公共养老的责任。其典型表现有二：其一，拿出真金白银的专项财政配套资金予以支持；其二，则是开始关注并介入具体的养老场景，抓住人们最紧迫的养老痛点，各个击破。过去，公共部门管理养老事业更多是“抓大放小”，但现如今，诸如给病床前的子女放假的“小事”，出台专门的方案解决，不得不说是显著的进步。

公共部门更多分担家庭养老重担，应该是大势所趋。尝试“喘息服务”，只是一系列可行选项中的其中一个，其到底能否复制和推广，终究要取决于许多更具体的因素，如地方财政支付能力、区域市场养老服务供给等。事实上，对于一直由家庭内部解决的养老问题，地方政府可以发力支持的切入口还有很多。

以一系列具体而微的努力，推动养老责任的共担，来实现养老服务的共享，唯有如此，照顾久病老人才不至于成为子女难以承受的负担，也唯有如此，有尊严的养老才会成为可能。

医保基金引入第三方监管是可行之法

数十人被刑事拘留，二百多人被警方依法传唤，辽宁省沈阳市的骗保案成为最新一起被曝光的恶性骗取国家医保基金事件，也凸显这一公共福利制度面临的监管困境。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医疗保障局监管组牵头人黄华波在11月2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国家医保局将探索第三方参与基金监管，开展医保基金监管诚信体系建设，以此保障医保基金安全，让违规违法者寸步难行。

医保资金作为救命钱，广受关注，相关法律法规近年来也在不断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解释》的公告，明确了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金的，属于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应被追究刑事责任。在骗保入刑已成事实，实施骗保空间已日益狭窄的背景下，相关案例依然不时发生，足以证明在医保资金安全性的把控上，还存在制度性漏洞。

尽管骗保入刑可以彰显有关部门从严惩治的决心，不过相较于违法者整体数量来说，入刑率只占了极小比例，无以起到应有的惩戒和威慑效应。更重要的是，相较于如何惩处的后续干预而言，如何做好预防和发现，才是保证医保基金安全的前置条件。

现行医保采取的事后支付模式，存在很大的滞后性，且需要极为专业的审查。没有专业支撑的监管，难以把医保费用控制在合理区间，不符合经济高效原则。而第三方参与监管的好处在于，在行政监管作出评判之前，有一个风控和专业审查的程序对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安全性进行把关，相当于给行政监管安装了最可靠的控制阀。

其实，在医疗费用中引入第三方监督并非新生事物，在国外已运作多年并形成了成熟体系。比如美国在监管中引入PBM，一种专业化医疗费用管理的第三方中介机制。在此模式下，PBM解决了保险公司对医保监管的专业性不足问题，还能更好地对药品、医疗服务进行监管。用市场化的手段替行政监管服务，在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尝试，如四川省成都市引入第三方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城乡大病保险经办；江苏省苏州张家港市确定人保健康和中国人寿组成共保体等，这些模式对骗保现象，都起到了预防和遏制作用。这样的成功经验，值得探索与推广。

现行监管模式的最大弊病在于，资金分配、效绩考核和问题解决，都由同一个主体去实施，医保管理行政单位集裁判员与运动员为一体，没有独立性就很难有公正性，无法进行有效追责。现在，第三方监管的引入和使用，除了强化专业性和独立性之外，对优化和促进行政监管发挥着无以替代的作用。但行政监管部门从自己并不熟悉的专业审查抽身之后，专注于制定政策和组织协调，也可以让自己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浙江高考英语“倒加分”：别让考生承担改革试错成

11月27日，针对部分考生提出的“高考英语成绩倒加分”“考试成绩与日常成绩相差较大”等问题，浙江省教育考试院作出说明，表示根据答卷试评情况，发现部分试题与去年同期相比难度较大，为保证不同次考试之间的试题难度大体相当，决定面向所有考生，对难度较大的第二部分（阅读理解）、第三部分（语言运用）的部分试题进行难度系数调整，实施加权赋分。其他试题未作调整。

高考成绩“倒加分”，获得了比卷面分更高的分数，网上刚开始流传这种说法时，舆论尚且将信将疑。毕竟，高考事关社会公平，兹事体大，况且不久前还有河南考生称成绩“被掉包”实为谎报的乌龙事件发生。然而，浙江省考试院的解释，却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操作——这一次，确实是评分方法的临时调整导致了这场分数争议。

浙江高考英语“倒加分”：别让考生承担改革试错成本

按照浙江省新高考规则，英语为必考科目，考生每年可以考两次英语，一次在下半年（11月初）与选考科目同期进行，另一次则在6月与语文、数学高考同期进行，考生可以选择较好一次成绩计入总分。

应该说，这番改革是打破“一考定终身”的积极尝试。受考生考场发挥、心理状态甚至身体状况影响，考试结果难免存在偶然性，允许多次考试并以最佳成绩计入总分，对考生而言无疑是一大利好。不过，其前提是不同考试的难度相对一致。此次浙江省教育考试院调整部分试题的难度系数、实施加权赋分的理由也在于此——本次试题难度较大，会削弱高考英语考两次的意义。

浙江省考生对“赋分”并不陌生，因为7门选考科目（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技术）的最终成绩是通过等级赋分来确定分值的。简单地说，就是为了消除选择不同科目的考生之间无法比较与衡量的问题，根据卷面成绩按比例划定等级，根据等级对照赋分，计入高考成绩。不过，以上“赋分”针对的是选考科目，而英语并不在其列。

因为这次英语考试“太难”，所以临时决定“加权赋分”，不得不追问一句：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如此操作的依据是什么？比如，为什么只调整部分试题？加权的具体操作方法又是什么？为什么不提前向考生说明，征求社会意见？更何况，为了几次英语考试难度一致而调整考生分数，看似是为了公平，实际上却人为地制造了更大的不公平。

高考是选拔性考试，其公平性并不是追求“皆大欢喜”，而是要体现出区分度。在一次考试一张试卷的时代，考试区分度通过设置合理的难度系数即可实现；而在实施改革以后，还要考虑到多次考试难度系数相一致的问题。维护考试公平的复杂程度明显加深了。

这次浙江临时调整英语赋分，导致一些学生的分数劣势得到弥补，出现“倒加分”的情况，但另一些学生本可以通过这次考试确立的竞争优势，却因为“加权赋分”的神操作而大打折扣。再说，一张试卷的不同试题虽然在内容上未必有紧密联系，但就考生时间分配、精力分配而言，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调整部分难题的赋分，对那些花费时间精力做难题的考生是否也是一种不公平？

近年来浙江推行的新高考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都称得上领风气之先。改革过程中，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涉及的考生也会产生不适感。比如推行选考制度后，考生们感觉物理难度过高，更倾向于选择其他科目，而“敢于”选择物理考试的考生学业水平普遍较强，就会出现激烈的“高手间”的竞争。因为等级赋分制，也可能导致平时成绩较好的学生在物理考试中拿低分的问题。

对此，浙江省及时调整政策，比如要求高校强化对选考科目的限定性要求，很多专业只有选考物理才能报考。不管怎样，这些改革和调整措施都是公开的，并在事先告知公众和考生，充分尊重了考生的选择权。

然而，此次对英语进行“加权赋分”，完全是阅卷期间作出的临时决定。如果没有大量考生在网上质疑，是不是考试院就不会及时给出解释？高考政策调整，不仅是教育升学考试制度的调整，更是利益的调整和分配。无论如何，让好学生考上好大学，让不同学业水平的考生各有所属，才是考试制度理应坚守的本分。改革允许试错，但承担试错成本的不应该是普通考生。

高考改革要深入人心，既要拿出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选拔规律的方法，也要坚持公平性和便利性原则，争取最广泛的民意支持。而高考改革要保持公信力，最关键的是坚守规则意识。如果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都做不到这一点，习惯于拆东墙补西墙，制定和实施规则存在随意性，就难免进退失据，让民众感到困惑和失望。

“疑被堂姐顶替学籍”事件：唯有真相得正义

近日，“河南长葛女子十年寒窗，疑被堂姐顶学籍上师范”一事，持续发酵。

事情发生在1993年，按照当事人黄海霞的说法，从2002年开始，她们一家人就四处搜集证据，逐步发现“户口被二伯动了手脚，学籍还被大伯的女儿（黄风玲）顶替!”在采访中，黄海霞嚎啕道，“我们一家这一二十年的生活是咋过的啊，万万没想到，再也没有比这亲的大伯能做到这份上。”

从陌生人到同学，这一次，疑似暗度陈仓的事情发生在了亲人之间。如果黄海霞所述为真，那个年代教育机会的诱惑力着实令今人乍舌。关于这次疑似顶替学籍事件，有网友以黄风玲外甥的身份替自己的亲姨辩护：由于复读生没有名额参加招生考试，第二年黄风玲用表姐黄海霞的名额参加考试，成绩是黄风玲用自己的努力考出来的；黄海霞一家为此事常年奔走上访，是无理取闹，想从黄风玲那里获取巨额赔偿。

近年来，因被冒名顶替学籍从而人生急转直下的新闻，不时爆出。如果将这一个个令人唏嘘的案例集中到一起，我们会发现，那是一个有学上就可以改变命运的时代，那也可能是一个改了学籍就等于改了命运的时代。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学籍管理的混乱、落后、不科学、不透明，很多人的命运被改写。全国统一学籍2010年才开始在全国部署，到了2013年，全国初步建成了管理系统。在此之前，究竟发生过多少学籍改写与顶替上学事件，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数字。

但毫无疑问，已经爆出的线索必须要理清，已经浮现的疑问一定要解答。

蹊跷的是，早在2010年，长葛市公安局的答复意见书就表示：黄风玲存在顶替黄海霞在官亭职中的学籍档案问题；2011年，长葛市教体局的调查结果又认定，不存在顶替许昌师范学籍一事。对此，长葛市教体局工作人员的解释是，两个调查结果是一致的。

按照通常的理解，学籍是一以贯之的，无论在求学的哪个阶段，学籍和学生的关系都是“一对一”。那么，顶替了“官亭职中学籍”，没有顶替“许昌师范学籍”，如何理解？这或许和黄风玲一方的解释契合：只是顶替了堂妹的中学学籍（应届生）获取报考资格，然后自己凭成绩考取许昌师范。

现在，双方的共识是，中学学籍是黄海霞的；最大的争议无非是，1993年在学校学习、考试的到底是谁，498分的成绩到底是谁的。搞清这个事实需要花费8年吗？别的不说，这次的舆论“闹大”后，我们就从回应中看到了“三个月”甚至“一周”的许诺。

值得一提的是，有媒体报道，此次舆论爆发后有人给黄海霞打了一通电话，对方称“要多少钱那边能出能接受，事就妥了……”这个神秘电话，无疑又给这起顶替事件蒙上了一层乌纱，让真相更加扑朔迷离，也更加引人遐想。要知道，一旦顶替学籍、顶替户口坐实，就不仅仅是堂姐、大伯、二伯这些当事人的问题，背后还应有相关部门及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当年被安排了一次，这次不能再被暗中安排一次，哪怕是以“和解”的方式——一个人的命运，本就该由自己掌握。

退一步说，哪怕成绩就是黄风玲自己考的，她只是利用了堂妹的应届生身份，但别忘了，在同一规则下，这对当年一起考试的竞争者来说，同样是不公平，尤其是在教育机会弥足珍贵的年代。换句话说，即便黄风玲没有掠夺堂妹的命运，至少也影响了另外一位考生的人生轨迹。

此外，8年前都已经认定了确实存为顶替学籍问题，那么处理和处罚到位了吗？至少现在的报道，没有让我们看到相应的结果。

所以，必须再一次明确并强调：这不是家事，而是公事。目前，长葛市纪委监察委已经介入调查，并成立了由市纪委监察委、公安、教育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处理。我们期待真相浮出水面的那一天。因为，唯有真相得正义。

学生再成免费劳力，职校“实践教学”亟待重建标准

“班主任说，那儿有网吧、健身房，每天的工作也很轻松，一个月还会给3000元工资。去了才发现，每天从早到晚组装灯泡，并没有工资……”近日，说起自己的遭遇，西安技师学院的一年级学生，15岁的李丁认为学校欺骗了他们。据调查，该工作说是“社会实践”，结果学生去了每天只组装灯泡，还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些同学不想干了，想回西安，遭到了拒绝。

廉价甚至免费“学生工”事件，此前已一再曝出。此类案例，每每都会有不同的呈现形式和“掩饰性措辞”，比如说“顶岗实习”“勤工俭学”等等。而这一次，西安技师学院在回应质疑时，也极力将“组织学生免费打工”说成是“社会实践”“夏令营”和“工学交替”。然而，文字游戏丝毫改变不了其“榨取学生价值”的本质。没工资，每天干活十几个小时，那些从西安远赴杭州的学生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涉事学校和老师在其间，又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

职校学生如此频繁地成为“免费劳动力”，个案背后的共性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职业教育往往更加强调动手实操能力的培养，让学生更早、更充分地去用人单位上岗实干，被视作全方位系统教育的一部分。此外，职业院校通常还存在着人才定制、定向委培、保障就业等多种多样的复杂状况，这客观上给了某些投机者以夹带私货、浑水摸鱼的可乘之机。单从学生们的立场出发，他们其实很难区分，哪些是正规的、必要的实习，哪些是被人利用打白工。

西安技师学院表示，之所以组织此次活动，“主要是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让他们感受社会的竞争压力。”此番论调看似有理，实则漏洞百出。为了感受竞争压力，就一定要让学生每天在流水线上装十几个小时的灯泡吗？这不是体验苦难，而是没有苦难制造苦难，其结果必然是“苦了学生，肥了学校”。这并不是孤立现象，一些职校管理者的惯用策略，就是动辄以“能力危机”“竞争危机”“就业危机”等说辞来恐吓学生、放大焦虑，直至最终驱使其配合就范。

不少职校学生对未来充满迷惘，这种“弱势心理”驱动着他们更加努力地投入学业、探索社会，但同时也给了不怀好心者大做文章的可乘之机。所谓廉价学生工事件，背后的套路都是雷同的，老师要么兜售“希望”承诺就业保障、高额工资种种，要么就是迎合焦虑给他们一种貌似能提升自我而但求心安的解决方案……在现实的职业教育语境里，所谓的“实习”“实践”越发模糊化乃至无所不包，学生们被安排去做的事情，也越来越与专业本身无关。

职校的“实践教学”亟待重建标准与边界。职校学生需要的是真正的上岗实习，是具备专业相关性、能提高自我职业技能的实践机会。动不动以“感受社会”“体验竞争”等空洞的理由诓骗学生打白工，只是以教育之名行非法用工之实而已。

烟草的收入，远抵不过烟草造成的损失

11月20日《科技日报》针对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确保年销售4750万箱的目标任务一事报道称，“调高烟草销售任务不合时宜”。由此，该事引起又一轮舆论发酵。之前，中国控制吸烟协会明确表态，中国烟草局的年度目标有悖《国际烟草框架公约》的相关条款，也违背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中的降低中国吸烟人群的目标。

如果要达到4750万箱烟草的销售，相当于出售2.375万亿根烟。计算可知，这些香烟一包一包连起来可以绕地球250圈；一根一根连起来相当于5124000千米，可以绕地球4987.5圈，相当于164468趟的北京-上海单程距离。同时，比去年新增的12.2万箱香烟，可能会新增83.6万烟民。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明确反对国家烟草局进行烟草促销，所拥有的也许只是道义武器，对此，国家烟草局挂出了“免战牌”，称不方便对促销香烟进行回应，继续我行我素。其中的底气和理由，归结到一点就是挣钱和创收。

从2015年开始，中国烟草局实现了工商税利总额、上缴财政总额双双超过万亿元。事实上，烟草的税收并非来自于烟草局，而是全球最多的中国吸烟人群（3.16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控制吸烟协会以及赞同控烟的医卫专业和社会公共组织，并非只能打道义牌，除此之外还可以有经济牌，即烟草的收入抵不过烟草造成的损失。

早在2006年，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吸烟成本估算》表明，2005年中国吸烟的总成本（与吸烟相关的疾病治疗和财产损失）是2500亿人民币，但当年烟草行业创造的工商税利只有2400亿，明显得不偿失。近几年，也有不同的烟草收入与损失的经济算账，认为烟草造成的损失比烟草收入多出25%以上。

根据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中国无法承受的代价——烟草流行给中国造成的健康、经济和社会损失》报告，2014年中国由于烟草使用而导致的经济总损失约为3500亿元（570亿美元），其中治疗烟草相关疾病给中国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530亿元，间接损失约为2970亿元，两者相加累计占中国当年卫生支出的10.59%。

烟草导致我国每年有100万人死亡，相当于每天有3000人死亡。按中国人目前的吸烟趋势，到2030年，烟草导致的年死亡人数或将达到200万人，这是一个可怕的趋势。

烟草导致年死亡人数上升，这个损失是否比烟草年上缴财政要多？有经济学家提出了另一种“冷血”算法。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IEA）的报告认为，烟民的过早死亡为英国政府提供了大量节余，据其估算，每个烟民早死的社会收益，大概是91万人民币。其他一些国家，如捷克、新西兰也早就有这类算法，相当于提示，如果不控烟反而是促销香烟，除了烟草局会上缴更多的财政收入外，还会为政府或社会节约支出，至少是养老金的支出。

若这种算法过于“冷血”，那么让我们来反证一下上述结论。据统计，中国烟民的早逝年龄段是在35-69岁，中国的吸烟人群比健康人群平均少活10年左右，美国的统计是吸烟人群比健康人群平均少活19.6年。2017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3万亿元，以13.5亿人计，平均每位国人上缴了12814元的税。这也意味着，如果不吸烟能多活10年，再加上每个人的劳动所创造的收入或财富，那么人们所创造的财富和缴纳的税收是一笔巨大数额。

然而，这只是从纯粹的经济账算出的结果，而且未必准确。但如果以生命无价来计算，以每个人与家庭和亲朋好友的情感，以及创造经济以外的文化和精神财富来看，因吸烟致生命早逝的损失，是多少个超万亿元收入也无法比拟、平衡和对冲的。

董事长豪赌事件警示董事长权力须制衡

据报道，金立集团董事长在赌博上输了超过100亿，这位董事长，让一个2017年上半年还盈利7.6亿人民币的公司，在一瞬间走向破产边缘。

我国法律制度赋予了董事长极高的权力，虽然新的《公司法》并没有明确董事长是公司唯一的法定代表人，但是在原《公司法》的影响下，以及各家公司潜移默化形成的理念中，董事长依然是公司唯一的法定代表人，拥有法定代表权。而董事长的法律地位，决定了他的职权范围。

越大的权利越应该得到更为全面的监督。虽然董事会制度是现代公司治理治理的一个关键因素，很大程度上是由董事长决策并运行，但并不代表董事长可以不受制衡。所以，近年来发生的多起董事长滥用职权侵吞公司、国家及公众利益的事件提醒我们，需要加强董事长职权行使监督机制，将董事长的权力关在笼子里。

首先，要完善股东对于董事长的监督制约。股东是公司财产的提供者和公司股权的所有者，股东大会作为公司财产的提供者和公司股权的所有者，有义务对董事长进行监督制约。又因为股东是与公司利益联系最为紧密的群体，他们也具有监督董事长乃至公司经营的积极动力。虽然由于股权多元化的原因，让所有股东参与到公司的具体经营和治理中并不现实，但是股东对于公司重大事项决策的参与权依然要受到充分保护，强化其对董事长的监督制约作用。

其次，要让被边缘化的监事会真正发挥制约作用。长久以来，其实监事会在我国的公司治理中存在着徒有虚名的现象。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监事会制度，改变现有董事会与监事会权利并行的做法，提升监事会的法律地位，改进和完善监事会这一专门监督机构的构成和运行机制，强制要求监事会人数底线，扩大监事会规模，合理设置监事会人员结构，例如职工代表、财务、审计等。

最后，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董事会内部职权监督。公司要普遍设立独立董事制度，通过聘请一定数量的独立董事，保证董事会的公正性，而且，还可以设立专门委员会，专门审查公司财务、对董事长进行业绩评价等，共同履行公司内部监督职能。

公司治理制度是管理企业的基石，但董事会制度并不代表董事长不受制衡，一家独大。对董事长行为的监督和制约就是在调整与管控企业的大脑，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未来生产经营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质量。借用著名启蒙思想家、社会学家孟德斯鸠的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利的人使用权利，会一直到需要遇到边界的地方才会休止”，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有效的监督制约制度将董事长的权利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样才能让其更好的为公司发展做出贡献。